張顏筆法。”乃知人中常自有精鑒耳。 ——《山穀集》卷二十八 這裏他說明一個事實，即使在“後慶曆”時代，顏真卿書法的地位並不是公認的，他還需蘇軾、黃庭堅這樣的“文化名人”鼓吹。筆者考察黃庭堅所有關於顏真卿書法的評論，發現他基本上是在“二王”的框架下討論的，多次強調顏真卿繼承了“二王”的真傳，並沒有許之為“巔峰”，這個所謂“巔峰”的評價是蘇軾作出的，雖然他的本意可能並不在此。這位老先生於1085年寫了一篇《書吳道子畫後》，提出了著名的“四個極致”論斷： 知者創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於學，百工之於技，自三代曆漢至唐而備矣。故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橫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遊刃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餘於他畫，或不能必其主名，至於道子，望而知其真偽也。然世罕有真者，如史全叔所藏，平生蓋一二見而巳。 元豐八年十一月七日書 ——《蘇軾文集》卷七十 這篇文章是筆者目前見到給“顏書”以書法巔峰地位的最早的文章。關於蘇軾在當時文壇上的影響，已經是蘇學研究的常識了，筆者在此強調一點是，蘇軾對當時北宋社會的文化影響，遠遠超過了歐陽修。他的這個或許並不很客觀的提法一發表，將顏書傳播史帶人一個全新的階段。顏書經過集大書法家、大畫家、大詩人身份於一體的蘇軾的品題，其藝術巔峰地位就算沒有被認定，也至少提高了顏書的身價，或者人們可以在這個問題上展開討論了。 實際上蘇軾的話也不過文人大言，並不一定真的作數，宋人黃震就敏銳地指出這一點，他認為說出詩、文、書、畫這四個極致來，固然是“東坡博學高識，知味之言。然大要引三君子以重道子”（《黃氏日鈔》卷六十二）。意思是蘇軾說前麵三個極致主要是為了突出吳道子的成就，這才是這段話的重點，也是自己寫文章的主要目的。杜甫、韓愈、顏真卿隻是蘇軾用來“起興”的材料，至於是否坐實他們真的在詩、文、書法領域裏獨占鼇頭，倒並不是蘇軾的本意。我覺得黃震的看法非常有見地。雖然在蘇軾的抬舉下，顏真卿的書法獲得“巔峰”的桂冠，但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對此以為然。至少在宋代大部分文人心目中，顏真卿的書法，特別是最代表他風格的楷書，還沒有達到“一人而已”的書法藝術高度。在顏書傳播史上，蘇軾的品評隻是標立了一種可能的高度，為後世出於各種原因喜歡顏書的人提供一個評論上的資源，而在現實中，並沒有就此鑄成鐵案。另外筆者還發現了一條材料，也頗值得注意，宋人朱長文(1039～1098)在他的《墨池編》之《宸翰述》裏，寫了宋太宗上台後如何身體力行倡導書法藝術，結果“是時禁庭書詔，筆跡丕變，劃五代之蕪，而追盛唐之舊法，粲然可觀矣”，然後接下去有一段話不太為人所注意，茲引如下： （宋太宗）又嚐閱於內府，購於天下，自漢章帝至唐太宗、高宗書，及古昔名臣、蒼頡、張芝、鍾繇、杜預，東晉王、謝，唐褚、陸、顏、柳之徒，與王羲之、王獻之墨跡並勒石為法帖十卷，以賜近臣。後二府大臣初拜者皆賜之，遂傳天下，學者得以師法。 ——《墨池編》卷三 朱長文敘述的“法帖十卷”實際上就是《淳化閣帖》。文中提到宋太宗《淳化閣帖》中有“唐褚、陸、顏、柳之徒”的字，這個“顏”除了顏真卿恐怕沒有別人。而且朱長文還評出書法“神品”三人，分別是顏真卿、張旭和李陽冰，顏真卿為神品中的第一人。宋太宗主持彙編的《淳化閣帖》沒有顏真卿的字，前文已作論證，但朱長文卻聲稱有之，而且從他的語氣中可看出他並不是指劉沆的《長沙帖》。筆者推測朱長文寫此文時並沒有看到原版的《淳化閣帖》，他可能不假思索地認為《淳化閣帖》應當收入顏書，不小心犯了一個小小的錯誤，這個錯誤恰恰說明，在“後慶曆”時代，顏真卿的書法藝術確實已經獲得較廣泛的認同。 誰“巔峰”了“顏書” 縱觀顏書一千兩百多年的傳播史，隻有到了蘇軾的時代，人們才對他的作品給予越來越高的評價。蘇軾的評論一出來，雖然沒有就此成為書法史的定案，但其對顏書傳播史上的影響還是不容忽視的。但是即使在“後慶曆”士人中，蘇軾的這個評價也顯得比較特立獨行，無怪乎有人認為蘇軾的本意並非如此。而在其他同期士人那裏，沒有人認為顏書能夠超越“二王”。 顏書在蘇黃之後越來越受到推崇，實際上不僅僅是書法藝術的問題。嚴傑先生認為“宋代雕板印刷發達，技術普及，刻書人多采用簡明規範的顏體楷書，這也擴大了顏體的影響”（《顏真卿評傳》第288頁），這個論斷給筆者以很大的啟發，文化影響加上新技術成果的推廣，大概是顏體字地位逐漸上升的重要原因。另外名人效應也是新書法風格形成的重要原因，《萍洲可談》裏就談到身為大臣的韓琦喜歡顏書，結果引起不少士子跟風，競相學習顏書。不過宋元明已降的人們，雖然一定程度上認同蘇軾的評價，但他們往往還有自己的審美傾向。倒是最近幾十年隨著蘇軾研究的興盛，無論懂不懂書法，見沒見過顏真卿的字，都知道“顏書”是中國書法史上的“巔峰”。這個“曆史影像”的形成本身，是個研究顏書傳播史的很好的角度，筆者發現在抬高顏書身價的聲音中，最有分量的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美學家李澤厚發出的，他寫了一部風靡全國的著作——《美的曆程》。此書第七部分第三小節的標題就是“杜詩顏字韓文”，李澤厚在這裏重複了蘇東坡一時的意氣之言，並據此進一步從美學發展的角度，坐實顏真卿在書法史上的“巔峰”地位。他也發現顏書流行的滯後性，指出“杜、顏、韓的真正流行和奉為正宗，其地位之確立不移，並不在唐，而是在宋”，“顏書雖中唐已受重視，但其獨一無二地位之鞏固確定，也仍在宋代蘇、黃、米、蔡四大書派學顏之後。這一切似乎如此巧合，卻非純為偶然。它從美學之意角度清晰地反映了當時社會基礎和上層建築的變化”。李澤厚從“社會基礎和上層建築”的觀點找到他認為合理的解釋，但他的論證隱含“顏書”具有書法“巔峰”之質的邏輯前提，以此來組織自己的闡釋體係，而並沒有真正注意到至少在宋人那裏，“顏書”到底價值如何，實際上還是一個可以討論的話題（他書中小注裏說米芾譏評顏書，但米芾“仍是顏書的學習者和繼承者”，但這一說法並不準確）。 由於對文人心態發展和北宋曆史未及做更深入了解，李澤厚先生對顏書在宋四家前北宋近百年的傳播狀況語焉不詳，僅僅把此問題歸結到美學層麵。並且他提出“宋代蘇、黃、米、蔡四大書派學顏”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們把最代表顏真卿風格的 觀魯公此帖奇偉秀拔，奄有漢、魏晉、隋唐以來風流氣骨，回視歐、虞、褚、薛、徐、沈輩，皆為法度所窘，豈如魯公蕭然出於繩墨之外，而卒與之合哉！蓋自二王後，能臻書法之極者，惟張長史與魯公二人。其後楊少師頗得勞鬃，但少規矩，複不善楷書，然亦自冠絕天下後世矣。 ——《山穀集》卷二十八 在這裏，黃庭堅恰恰不是強調顏字的“有法”，而是提到了其“蕭然出於繩墨之外”的美學特征，這樣的特征一般而言學習起來並不容易，蘇軾也隻能學到“老少不類”的程度，而黃庭堅學得又不如蘇軾“遠甚”。顏真卿被譽為“天下行書第二”的《祭侄季明文稿》，是真情流露，無意為書而書自工；他的《爭坐位帖》米芾認為風格“縱逸”，而這種風格的作品是很難被學習的。我們可以把李澤厚所講的“顏書”理解成“顏楷”，這樣他的論斷或許成立，實際上他也確實在文中提出“顏以楷書最為標準”，但似乎談的還是顏真卿書法的整體藝術水平。不過至少在宋人那裏，人們雖然能從顏真卿的楷書裏看到他的錚錚鐵骨，但從書法藝術層麵上，人們還是更喜歡他“自在而為”的行書，比如北宋大書法家米芾就對顏真卿的楷書很不以為然，他認為“顏魯公行字可教，真便如俗品”（《海嶽名言》），米芾年輕時曾經臨摹 《美的曆程》一書中有關“顏書”的這部分內容，在論述上是留有餘地的，一定程度上體現出李澤厚先生學術上的嚴謹，但該書最大的傳播效果是直接秉承蘇軾的看法，再次坐實“顏書”的巔峰地位，自八十年代以來的各種 結語 “《淳化閣帖》排斥顏真卿”本身就是一個可疑的命題，把它煞有介事地當作“千古疑案”來試著加以破解，更是風馬牛不相及。本來這個問題論證到此，已經可以基本說清楚，但讀者也許會有這樣的疑問，在《淳化閣帖》第二到第四卷選曆代名臣四十七人，其中唐代人選的都是什麼人呢？為什麼選他們呢？我和讀者一樣，也有一份好奇心，我曾設想王著選的都是當時人們心目中的“書法名人”，為此我專門做了一個笨功夫，全麵考查了入選《淳化閣帖》的唐人在《舊唐書》裏的相關記載，結果我的假設被證實了，人選《淳化閣帖》的唐人幾乎都在當代就大有書名，什麼“尺牘所傳，人以為法”，什麼“前有虞褚，後有薛魏”，什麼“時人目為小褚”等等，隻有李邕似乎當時並不特別以書名顯。但李邕是文名著於四海的文化名人，而且年代又略早於顏真卿，後蜀舊臣王著青睞他的書法，似乎容易理解。筆者又專門研讀了影印版的《淳化閣帖》，整體看起來，《淳化閣帖》裏所選的楷書，也幾乎都以圓潤為美，真正代表了宋初書法的美學追求，隻有歐陽詢和柳公權的楷書略有鏗鏘之氣，但是占的比例很小，而且此二人在唐代就已經是知名的大書法家了，似乎沒有不選的理由。當然這隻是個好奇心促使下的粗略考察，如果細心去做，一定會有更多的發現。筆者最後想強調的是，我們研究一個問題，應該首先判斷它是否是一個確實存在的真問題，如果是真問題再著手解決之。記得小時候聽過一個相聲，說的是上世紀初某軍閥的老太爺過大壽，請的戲班子唱戲總覺得不夠勁，突發奇想非逼著演員上演一出“關公戰秦瓊”的好戲。這種時空錯位的荒謬，能夠被具有一般曆史常識的聽眾所認識，從而轉化成笑料。但是如果學術上也出現類似的情況，事情就不是那麼清楚了。“關公為何不能戰秦瓊”，這樣一個研究題目看起來很可笑，但其背後卻隱藏著重大的學術倫理問題值得我們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