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西瀅與淩叔華屬“郎才女貌”一類，且性情、興趣、學養諸多方麵，亦多投契。婚後事業上互相影響，是少不了的。但淩叔華寫作時，卻總是對陳西瀅“保密”，生怕這位挑剔批評家的一瓢冷水，使她再沒有拿出去發表的勇氣。陳西瀅寫好文章，事先也不給她看。兩人在寫作上是各自為戰，各不相擾。
陳西瀅對太太的才華是欣賞的，但他絕不像今天有些人，吹捧起太太的“文才”不惜肉麻，竟以“惟一”雲雲。他是冷靜而客觀的。1928年，新月書店出版淩叔華的第一個短篇小說集《花之寺》時，他在《編者小言》中說，“在《酒後》之前，作者也曾寫過好幾篇小說。我覺得它們的文字技術還沒有怎樣精練，作者也是這樣的意思，所以沒有收集進來。”而我們今天有些文人，因某部作品“走紅”以後，是要將很久以前的舊作也要收到集子裏邊來的。
相比較而言，陳、淩似乎更像相敬如賓的文學夫妻，倒是淩叔華與徐誌摩的交往，顯得多了“朋友”式的隨意和歡快。以至坊間有將徐、淩交往說成情事的流傳。其實，關於他們的交往，當時就已有謠言相加。後來又有了徐誌摩“八寶箱”的公案，個中底裏也許是個永遠的謎了。
徐誌摩幾乎與陳西瀅同時認識淩叔華，當時他心裏仍陷在與林徽音失戀的苦痛中，處在情感的真空期。與林徽音一樣同是才女的淩叔華，不可能不欣賞徐誌摩的率真性情和詩才文思，而且，他是能給所有朋友帶來快樂的。以徐誌摩的浪漫天性，他自然會對淩叔華情有所感。而淩叔華在與徐誌摩的交往中，也不可能不感到徐在對純粹友情之外另有期待和寄托。這從他在認識淩叔華半年裏就有七八十封的通信可以感覺到。也正是這些信，讓喜歡揣測窺探別人隱私者製造了些謠言。同時，在徐誌摩的心目中，淩叔華是“中國的曼殊斐爾”。
淩叔華曾在寫給胡適的信裏，為自己，也為徐誌摩辯解說，“誌摩常與我寫信，半瘋半傻的說笑話自娛，從未有不可示人之語。我既願領略文學情況，當然不忍且不屑學俗女子之築壁自圍。所以我回信，謠言便生了。其實我們被人冤的真可氣，我至始至今都想誌摩是一個文友，他自今也隻當我是一個容受並了解他的苦悶的一個朋友。……我要聲明我與誌摩永久是文學上的朋友，寫此信純粹本於愛護同道至誠而已。”她在1983年5月7日寫給陳從周的信裏回憶說，“說真話，我對誌摩向來沒有動過感情，我的原因很簡單，我已計劃同陳西瀅結婚，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
也許是徐誌摩發現好友陳西瀅已捷足先登，隻好再把一份戀情遮掩，把淩叔華視為“紅顏知己”。淩叔華致陳從周信中提到，“誌摩對我一直情同手足，他的事向來不瞞人，尤其對我，他的私事也如兄妹一般坦白相告。我是生長在大家庭的人，對於這種情感，也司空見慣了。”徐誌摩當時也自得地說過，“女友裏叔華是我的一個同誌”。
也許是聰明的淩叔華像林徽音一樣，隻能把徐誌摩視為知己，而不敢將終生托付。她們的理由可能都一樣。首先，徐誌摩是一個已經離過婚的男人。當時在她們看來，嫁給一個離過婚的男人，心底或許會有當姨太太的感覺。而她們的母親，恰恰都是處在姨太太的位置。
也許是淩叔華像林徽音擔心徐誌摩愛她隻是愛一個理想美的幻影，以後當他在別的女人身上再發現這美的幻影時，便不會再愛她，而她就成了又一個張幼儀一樣。淩叔華同樣擔心，如果嫁給了徐誌摩，她不過是代替了林徽音在他心裏的影子。因為從徐誌摩向她全部道出與林徽音情戀隱私時的那份感情流露，深知他心裏隻有林徽音。從陸小曼後來與徐誌摩的婚姻狀況看，這份擔憂不是多餘的。
也許是兩位才女都更想與徐誌摩保持終生柏拉圖式的情愛戀情。因為徐誌摩實在是一個誠篤的生命信徒，一個浪漫天真的理想主義者。淩叔華記得徐誌摩曾在寫給她的信裏說，“我們力量雖則有限，在我們告別生命之前，我們總得盡力為這醜化中的世界添一些子美，為這賤化的標準墮落的世界添一些子價值。”“我不能不信人生的底質是善不惡，是美不是醜，是愛不是恨；這也許是我理想的自騙，但即明知是自騙，這騙也得騙，除是到了真不容自騙的時候，要不然我喘著氣為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