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確信，有大量金錢必然帶來幸福這一假設是錯誤的，”老約翰·戴·洛克菲勒在他的《漫憶》中寫道，“極富的人正像我們其他人一樣；假使他們要因有錢而得到愉快，那就要做一些使別人滿意的事。”
這是1909年寫下的經過許多年思考和經曆的精彩的話。那時，他早已成為一位大富翁。在1872年，在標準石油公司成立之後剛兩年，他曾寫信給他的妻子勞拉：“你知道我們現在不算在石油上的投資，也富裕得不必為生計操勞——可是我相信我的石油股票最好……”像其他一些人一樣，他認識到一個人在自己身上隻能花這麼多錢，花錢僅僅為了買東西，“久而就立即使人厭”。說到底，一個人能比另一個人多吃多少·在這樣大的財產不再使他愉快之前，一個人能買多少身衣服，多少幢房屋，多少件“東西”·“我研究有錢人的時候，”洛克菲勒下結論說DD我看隻有一個方法能夠花了錢而得到真正的等價物，那就是培養一種情趣，把錢花得可以產生持久滿足的效果。
“取”和“予”是他日常生活的一個整體部分。這是他賴以生活的倫理，新教徒的倫理。起初，當他開始工作的時候，他隻施舍幾分幾角給本堂教會支持各項事業。年複一年，他的分類賬本表明，他的收入增加時，他就打破教派、民族和膚色的界線，捐贈越來越多的錢給越來越多的事業。在19世紀90年代初期，他每年的捐獻超過100萬元，洛克菲勒把心思轉到一些複雜的捐款上。道理上講不通的是，在他被描繪為石油妖魔，可是又是一位富翁的同時，卻有成千封私人信件從各處蜂擁而來，求他幫助或給錢，或者二者俱要。他就在百老彙路26號設立了一個班子仔細看這些信。大多數是容易處理的。“這些信裏邊4/5是要錢供私人之用，除了寫信者將樂於得到之外，並無其他需要考慮的名目。”他記載說。但是其他1/5的懇求還值得考慮。
他的第一筆巨大捐款是在教育方麵。花去三年功夫，他決定資助一所浸禮會教義需要的新大學。1898年，洛克菲勒拿出60萬元，建立一所新的芝加哥大學。附帶的條件是，芝加哥人士應募集另外40萬元。洛克菲勒的目的在於讓一種社會義務植根在更多的人中間。
他們作為捐贈者會產生個人的關切，此後可以指望他們對這個機構給予關心的興趣和合作。他幫助羅致可能招聘到的最好人員，去創辦和經管這所大學，而且他堅定地告訴他們，他們必須使這所大學成為當地居民的一個整體部分，不要完全指靠他的捐贈。這是他們的大學，不是他的。他沒有意思要管理它。他既不想使自己的姓名攀附在這項事業上，也不想側身於受托委員會。他答應支持10年，隨後，因為他將不再捐錢，大學就必須自給自足，而且他信守諾言。他先後訪問過校園兩次，而且隻是在他去世之後校園裏才有一幢建築以他命名，即洛克菲勒紀念禮堂。且不提他付出了多少努力，提供了多少意見，他對芝加哥大學的捐款，在那10年裏總額達3470萬元。
洛克菲勒的慈善事業，對他來說其意義恐怕和興辦芝加哥本身一樣重大。這時他發現了一位新同事，叫弗雷德裏克·T·蓋茨。後來他變成了和他在石油事業方麵的同事一樣重要的人。從1888年蓋茨呈送關於美國浸禮會教育的報告給他的那天起，他仔細觀察了此人三年。他逐漸看出蓋茨是他能欽佩的一個人，一個出身低微的人，在受任牧師聖職和浸禮會教育社秘書長之前，在一家銀行和商界中做過工作。他有主見，自信，精神飽滿，富有生氣。
“坐下，蓋茨先生。”1891年一天在開會討論芝加哥大學的事情後，洛克菲勒對他說。這位38歲的牧師就坐下來。
“我的處境很困難，蓋茨先生，”標準石油公司的巨頭說。“呼籲捐款的壓力已大得叫我忍受不了。我的業務責任這麼重，實在沒有時間或精力去適當地處理這些要求。我的脾氣就是，在十分仔細地查明事業有價值之前，不能隨意地拿出錢去。從事這些調查現在要我花費比標準石油公司本身工作還多的時間和精力。我或則必須卸去一部分負擔，或則完全停止給錢。停止給錢我可不行。”
“你的確不能不給，洛克菲勒先生。”蓋茨這樣回答他。
“我必須有一位幫手，”洛克菲勒說。“我一直在注意你。我以為你是我心目中所要的人。我要你到紐約來，在這裏設立一個辦事處。你能幫助我在捐款方麵做接待和調查工作，向我報告結果再采取行動。你看怎麼樣·”
弗雷德裏克·T·蓋茨說行。他就在金融區開設了辦事處，後來才遷入百老彙路26號約翰·戴的辦公處。蓋茨替洛克菲勒擔負起越來越多的工作，洛克菲勒堅定地相信必須賦予同事大量權力。一切請求捐款的事都送交蓋茨去辦，他直接向洛克菲勒報告。他們倆對明智地捐錢的宗旨和策略進行過無數次的討論；互相摸索對方的意見，一起設法出主意；逐漸了解彼此的心思。在業務交往中守口如瓶的洛克菲勒對這位新下屬信任到這樣的程度，竟向他打開自己那些“分類賬本”。細看了這些賬本，才促使蓋茨有一天說：“洛克菲勒先生，你的家產在往上翻滾，在像大風雪一樣翻滾。你必須把它散得比積得還要快才行。要不然，它將壓垮你和你的兒女以及你的兒女的兒女。”洛克菲勒表示同意，而且轉過來對這位副手說，他想用他的錢尋求那些“要害”——擊中“禍害的根源”，從而盡最大努力減輕人類同胞的災難。
1897年在紐約州偏遠的喬治湖度假時，蓋茨閱讀了威廉·奧斯勒的經典課本《醫學原理與實踐》，產生一個印象，此書講到如何診斷100多種不同的疾病，可是隻在寥寥無幾的場合講到如何處理一種疾病。祖父是大夫的蓋茨的結論是，實際上隻有1%的病例大夫能用知道的療法醫治人。對其他99個病例，他都沒有什麼辦法，隻有讓病人舒服一些，聽天由命。美國根本沒有醫療研究中心——沒有像法國的巴斯德研究所或者柏林的高嗬研究所一樣的機構。這是當年真正要向老約翰·戴·洛克菲勒呼籲去做的事。他度假歸來就口授一份備忘錄直接送給在克利夫蘭度假的洛克菲勒，蓋茨做得很對，約翰·戴·洛克菲勒對此很感興趣。
為幹好這項工作，蓋茨又招請“一位同事”做細節工作。他是新澤西州蒙特克萊的一位青年律師，名叫斯斯爾·J·墨菲。他們倆都不是醫療事務的專家。但是他們知道如何進行。墨菲招聘了七位著名的大夫，他們和大多數大夫相反，相信醫學研究，洛克菲勒醫學研究所靠洛克菲勒的贈款20萬元於1901年組成。賓夕法尼亞大學病理學教授西蒙·弗萊克斯納博士，被挑選當所長。向全國物色各種醫療科學傑出的人才，到1904年他們才在一幢租來的房屋中開始工作。
研究所的組織遠遠地走在時代的前麵，以致後來甚至今天仍被認為處於醫學界的先驅行列。研究所是圍繞在那裏工作的科學家組織起來的，並不針對任何特定的疾病、規劃或目標。所裏的科學家是按能力選用的，不用他們操心財務，信任他們研究自己的項目，管理自己的開支。洛克菲勒提供醫學研究的費用，隨後撒手不管。有如弗萊克斯納博士在1901年設所解釋的：“本所……一向被指望從事探索和夢想。我們的奠基人和他的顧問們實際上曾一再對我們說：‘不要急急忙忙搞出任何東西，不要擔心做不出成績。我們相信你們會做出成績的，萬一你們做不出，下一個人會做出的。這是信心，不僅是希望，這個人或那個人將最好地利用他的機會。你們千萬不要擔心。這件事可能要繼續幾個世紀。隨後突然間有人會給我們一個實際的結果。’”
堅持從事一個項目的人，不必等待往後的幾代就見效了。在一年之內，弗萊克斯納博士本人就突破了他親自研究的流行性腦膜炎這一關。接著造成小兒麻痹症的病毒被分離了，細菌學的整個領域在這個研究所裏為全世界開辟了門路。野口英世博士在這裏研究黃熱病、寄生蟲病、狂犬病和梅毒的工作在全世界出了名。亞曆克西斯·卡雷爾博士在今天還在使用的外科手術方麵一馬當先，開辟了體外循環心髒手術的道路。在那些年頭裏，研究所的科學家由於他們的工作獲得了12項諾貝爾獎金，比任何其他一個研究所獲得的多。洛克菲勒醫學研究所在十年之內成為這類研究所的頭牌。它還立刻成為全世界設備最好的研究單位。洛克菲勒按照需要提供金錢，花100萬元興建第一幢實驗室大樓，隨後花幾百萬元設立第一個醫院和實驗室綜合機構，隨後又因擴展研究所工作花幾百萬元。老約翰·戴·洛克菲勒在把財務責任移交給兒子前，一共捐給研究所大約6000萬元。
研究所是小約翰·戴·洛克菲勒投身慈善事業的第一件重大事業，在他一生之中它始終是他的心肝寶貝，他在1897年離開大學，跑去替父親工作時，就密切地陷在創辦醫學研究所的具體事務中，甚至奔走挑選和弄到紐約東河沿岸的所址。1910年他成為第一屆受托委員會的成員，後來成為主席。他一直保持這個職位到1950年他74歲的時候，雖然作為一項政策在65歲時他已辭去其他一切機構的職務。
小約翰在27歲時創辦了第二宗大的洛克菲勒慈善事業，甚至對洛氏家族來說，在出錢的手段、方法和數額上，也是一大躍進。其任務不亞於“在美國國內不分種族、性別或信仰地促進教育”。它的焦點在南方，那裏的教育設備和教育標準陷在深淵之中。其真正目的，當時不能公開說明，是幫助提高梅森—狄克森線以南的黑人教育。
老洛克菲勒在那些年頭裏捐贈過數量可觀的錢給黑人事業，特別是給南方浸禮會辦理的學校和學院。小洛克菲勒於1901年，作為羅伯特·C·奧格登的客人之一，去巡視一些南方的學校，奧格登是長期和百貨公司大王約翰·瓦納梅克同事的一位商人。乘坐的是南方人嘲弄地稱為“百萬富翁專車”的包用火車，但是出這筆費用的奧格登真想使50位客人的注意力集中在教育上，作為點燃遠南各州工業覺醒之火的一項手段。
旅途即將結束時，華盛頓和李氏大學校長亨利·聖喬治·塔克向這些北方人提出了最有遠見的忠告：“假使各位的打算是教育黑人，你們必須有南方的白人和你們站在一起，”他對這批人說，“假使窮白人看到黑人鄰居的兒子享受各位慷慨解囊的捐款，他的兒子卻享受不到，在他心裏就引起一種感覺，這將使各位的一切工作歸於泡影。假使各位要獲得成功，你們務必把貧窮白人和黑人一齊關懷。”
小洛克菲勒懷著一種任務感旅行歸來。這是一次真正的機會，以一種根本辦法幫助人類同胞。這是一項很必要的計劃，隻要不觸及南方人的敏感問題，就沒有人能予以反對。小約翰報告了他的調查結果，同父親和蓋茨一起討論了可能性，然後征得另外幾位的支持，其中包括浸禮會國內布道會秘書華萊士·布屈裏克博士的支持。1902年1月，他們三位和“百萬富翁專車”的六位知名人士開了會。他們決定推進這一計劃。一個月之後，在第二次會議上，小約翰代表父親認捐100萬元。一年之後，1903年，小約翰的嶽父，參議員納爾遜·W·奧爾德裏奇，疏通國會就這一計劃通過了組成一般教育委員會的決議。布屈裏克博士被任命為執行秘書，蓋茨連同小約翰和其他一些發起人被任命為受托委員會成員。他們以通常的業務方式著手工作，詳細調查南方的教育狀況和提出各種不同建議，“不分種族、性別或信仰……促進教育”的。
南方的小學教育因為老師所受到的訓練不足，低於法定標準；大多數孩子因為缺乏中學，念了八年或幾年小學就休學了；委員會本身決不能籌集足夠的錢去興建需要的學校或培訓遍及南方的教員；此外，聯邦政府不會，而且州政府也不願意為了這些目的花錢。
這一問題蓋茨和小約翰領導的受托委員會有了解決辦法，打算付給南方有關州立大學選定的教員薪金，這些教員各自在本州選擇需要辦中學的地址，延攬公民去爭取當地政府的支持，同時製訂需要培訓教學人員的計劃。
這一方案的實施，還需要幾百萬的巨款。計劃龐大、新穎而未經檢驗，蓋茨的眼光甚至還超出了南方教育的直接需要，他向老洛克菲勒建議把一般教育委員會的責任承擔下來。1905年6月3日，在和小約翰商量之後，蓋茨給老洛克菲勒寫了他在慈善事業上提供意見的最有意義的一封信：
“在您麵前擺著兩條道路。一條是您和您的兒女在活著的時候應當為了人類的利益，以永久慈善事業的法人團體形式，將您的巨大財產作最後處置……否則在現在活著的幾個人去世之後，這份財產一定像某些大財團一樣，有不可測量的而且恐怕是不祥的可能，完全落入不知是誰的手裏。”
蓋茨的這封信又長又詳盡，展望著一筆筆分開的、用途分明的基金，用於醫學研究，用於藝術，用於促進科學的農業，用於促進“美國公民的聰明和美德”。小約翰，這位法定繼承人，全心全意地支持這一建議，自己寫一封信給父親說：“蓋茨先生給您的信，在我看來是財產的最全麵處理……我十分希望實施這項計劃。”
在兩個星期之內，老約翰·戴·洛克菲勒即捐贈給一般教育委員會1000萬元。18個月以後，他又捐贈了3200萬元。委員會小心而機智地朝前推進。南方所有各州一無例外，都及時為這項計劃提供中等教育的教員。一個城鎮跟一個城鎮的公民領袖參與設立更多學校這一改革運動，在此後15年間為整個南方的黑人和白人學生興建1600多所新的中學，耗資約4600萬元，全部靠地方稅收籌集。這些新學校的效果和反響刺激了南方，特別是那些窮困地區的整個教育製度。新的中學給學院和大學輸送了更多的學生，並且給小學的最初八個年級帶來了一種新的氣象。
一般教育委員會還認識到南方的一個教育問題：貧窮拒一些農村兒童於學校之外。沒有在這一問題的規模和範圍上退縮，委員會把它的計劃擴大到研究如何幫助平均收入低的棉農，學習新的科學耕種方法。研究結果表明，需要使農民確信，那些令人激動的科學耕種方法比他們從父親那裏學來的方法好。委員會在調查了整整一年之後聘用西曼·克那普示範耕作，他在南方從一個城鎮跑到另一個城鎮，向最有影響的農民表演克那普的方法，使棉花的每英畝產量增加一倍，甚或增加兩倍。當下一次棉花收獲證明克那普的論點時，這一地區的農民很快接受了新的耕種方法。以當地為基礎采取自助的政策，又成為一次非凡的成功，成了美國科學耕種的一個真正的開端。
一般教育委員會進而向西部資助擴大高等院校的招生名額和開設課程，但是有雙重條件：一是接受這種資助的每個院校要改進它的計劃和財務行政，二是它還要羅致當地社會其他人士的支持。委員會向134所院校捐贈了2000元以上，而院校輪番募集了另外7650多萬元。辦到了這一點，洛克菲勒又於1919年捐給委員會5000萬元，其中4000萬元在此後五年內分配給170所院校，加上當地籌集的大約8300萬元，用以提高教員薪金。合在一起，小約翰·戴·克菲勒一共給了一般教育委員會和它主持的工作12900萬元以上。他似乎特別高興這樣幹，因為他的捐款誘使其他人跟著他一起捐款。他說：“如果聯合起來經營事業有效力，可以節省浪費和獲得較好結果，聯合起來辦慈善事業一樣會有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