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第三1952年當選這筆基金的理事長，接替離職去當德國務卿的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是一次正常的選舉和一次正常的升遷，因為約翰第三在此以前已充任受托人20多年。
生活質量是約翰·戴·洛克菲勒第三長期喜歡的一個概念。它包羅萬象，顯而易見，但細節極難規定。對他來說，生活質量的範圍超過良好的健康和食物，包括周圍一切生活的氛圍在內：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家庭兒童的多寡、對四周美好事物的欣賞、工作和閑暇的平衡、你擁有的物質財富的質量而不是數量、內心平靜以及充分就業等。1963年，洛克菲勒基金擔負起試圖改善人類“生活質量”的任務，注意力自然集中在全世界窮人身上，它的五點優先計劃延續了很長時間。其中包括努力征服饑饉；在發達國家內加強大學和研究中心，培訓一切知識領域裏的合格人員；廣泛支持美國的公民權和機會均等；增加對人文和創造性表演藝術的支持；最後，大力支持節製生育和人口平衡的研究和行動。
深切關心、甚至全神貫注於人口過剩問題，約翰第三從60年代開始把他的時間越來越多地用在取得大眾的支持上。人口協會初期大部分致力於研究、組織和教育工作，不事聲張、不加渲染地幹這一切。可是在60年代他覺得必須使專家們學到的東西大眾化。專家們對策略和優先次序依舊有爭執，可是幾乎全都同意，必須做一些事去平衡人口的增長，它使一些較窮的國家被貧困所左右。第一步要在國內開始，要說服本國的領導人必須在人口日益增長這一問題上采取行動。1965年6月達到了這一裏程碑，當時約翰遜總統在聯合國宣告：“讓我們所有各國的人——包括我國在內——直率地麵對……並尋求對這個向全世界前途作最深刻的挑戰的答案吧。”隻是在那時候，約翰第三才開始取得對人口問題重視的國際公認。
一個月以後，他在梵蒂岡私人晉見教皇保羅六世。他用45分鍾試圖勸說這位教皇，領導天主教會修改它對人工節育方法的立場。他遭到客氣的拒絕。教皇說，教會的職責是這個問題的道德方麵，不是經濟或社會方麵。約翰第三一麵告辭，一麵怨怪自己沒有把話講清楚。盡管失敗，他接著補送了一封六頁的討論道德問題的信給教皇：“是否可能又將此事的焦點從方法本身轉到這一方法的使用上·這樣說是否行得通，如果這種方法對使用者並無害處，如果它不妨礙婚姻中兩性結合的意義和重要性，教會將讓個別家庭自行斟酌，選用哪一種去決定他們兒女的多寡……把上述意見表達得簡明一些，我提議的是，把那些特定的方法像刀子一樣隻當作是工具，使用它在道德上是好是壞那就要看使用者的意圖如何。”一切都不起作用。教皇並沒有被說服。
四個月以後的寒冷雨夜，約翰第三在紐約經濟俱樂部於華道夫—阿斯多裏亞飯店大舞廳舉行的宴會上，向一大批工商界領袖作了一次長長的關於人口問題的講話。他向他們提出一些事實和數字，呼籲他們予以“關切的支持”，在喚起他們的居民社會必須作長期計劃上起領導作用。他警告說：“曆史的時鍾在快跑。”美國的那些工商人士有禮貌地但是稀稀拉拉地稱頌約翰·戴·洛克菲勒第三。事情很清楚，在1965年11月8日那一天，他們並不分擔他的關切。
那天下雨的深夜，他低著頭，聳起雙肩，從那家飯店獨自步行回家。這一情景深深地刻在一位宴會客人的記憶裏，他在出租汽車裏看見了他，對自己說：“那邊走著的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士之一，他像一名沒有能推銷掉商品的旅行推銷員一樣垂頭喪氣，在獨自一人步行。”
但是幾個月以後，約翰第三又在推銷他相信的事物了。這樣的失敗並不使他灰心。他把這些事看作不過是策略上的。眼睛盯著未來，雖然是遙遠的未來，他開始向全世界的政府首腦分送一份他創作的關於人口增長的政策宣言。他要求他們讚同這一主張，無計劃的人口增長對世界和平的威脅和核屠殺的危險同等重要。
宣言要求世界領袖們表示意見，人口問題應當由國家作出長期計劃，“大多數父母願意有計劃生育的知識和方法，決定兒女數目和間隔的機會是一項基本人權，”“計劃生育的目的是豐富而不是限製人類的生活；計劃生育……解放人們獲得他個人的尊嚴，發揮他充分的潛力。”
發出這份宣言幾周以內，它得到12位國家元首簽署和聯合國秘書長吳丹的讚同。此後一年間，又有18位世界領袖簽署，包括約翰遜總統在內。倒數第二個簽字是1967年12月11日送達的，是把宣言正式呈遞設在紐約的聯合國組織的那一天。它是印度尼西亞的蘇哈托總統剛好在呈遞儀式之前不久送來的。約翰第三公開或私下都沒有加以評論。但是一位親密同事曾經高興地回想到，幾年以前，約翰第三第一次向蘇哈托的前任提出他那些有關計劃生育的想法時，印尼的蘇加諾總統不予理睬，斥之為“帝國主義的狗屁！”
紐約時報關於這次簽署人口宣言的社評說，約翰·戴·洛克菲勒第三大概是整個世界唯一的個人，能把代表世界人口1/3的30位國家元首拉到一起簽署一個關於人口問題的聯合宣言，其中有些是天主教國家。實際上，這份宣言是既讚成涉及的那些原則，又對這個人，約翰·戴·洛克菲勒第三投信任票。而事實真相是他取得這一信任可真不容易。50年代去遠東作那些初期旅行，他受到東方人的猜疑和不信任，並不少於從玩世不恭的西方工商業人士那裏所受到的。明提也好不明提也好，問題總是以為“他在其中搞什麼鬼·”
1969年7月尼克鬆總統提出建議，1970年3月國會創設人口增長和美國前途委員會。委員會有24名成員，由按照年齡、職業、種族、宗教和背景情況等橫斷麵劃分的美國人組織，約翰第三當它的頭頭。開了兩年滔滔不絕、翻來覆去的月例會之後，委員會發布報告，在全國各地報紙的頭版上轟然傳播。約翰第三受到生平空前的注目。
和任何人一樣，約翰第三完全知道在慈善事業上是沒有所謂底線的。在大通曼哈頓銀行或任何工商業，年底總有一條底線來衡量資產對負債的損益。但是無法衡量一個人在援助美國的藝術和文化、指導洛克菲勒基金培養美國和遠東之間的良好關係，或試圖改變世界各地對計劃生育態度努力。但是這樣一些考慮並不阻擋像約翰第三這樣的一個人，對於他日常努力的熱烈關切。從一開始，約翰第三就使自己適應從事曠日持久的活動，他自己選擇的這些活動按其性質是不能短時間迅速解決的。麵臨一個假設是無法解決的問題，他喜歡戲弄他周圍的一些悲觀人士。
“機會”在1968年4月呈現在約翰第三麵前。他最小的女兒阿莉達和斯坦斯福大學那些激進分子發生了衝突，哭著回家。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造反正甚囂塵上，警察揮舞著警棍，學生占據著建築物，而且實際上封閉了學校。從他5600號辦公室的北窗望過去，約翰第三可以想象到哥倫比亞大學的騷亂景象。他覺得紐約市的那一部分在“燃燒”，感到很困惑。和當時的許多人一樣，他弄不懂是什麼事激得富裕的大學生向統治集團這樣激烈地造反。幾星期以後，他和一位老朋友，英國駐聯合國代表卡拉頓爵士，一起吃午飯；談到人口問題時，卡拉頓爵士說，要是能把這些積極的新青年引導去解決人口激增問題，那該多好啊。那句話觸動了一條心弦。年青人的高度理想，在約翰第三的詞彙裏，是一個機會，一個富有意義的機會的出現。
回到辦公室，他同屬員和朋友討論這件事，決定朝前走。美國青年究竟想要什麼·這是根本問題。以真正的洛克菲勒方式，他開始有條不紊地琢磨這一局勢七曲八折的脈絡。他聘用一位外界的顧問，加強班子，從事研究。他邀請某些“新左派”的領袖到他辦公室開“座談會”，他們很少有人會猜測到，他們對麵的掛在約翰·戴·洛克菲勒第三背後牆上的那幅油畫，是他祖父50歲左右時的畫像，身體強健，滿臉髭須，19世紀末靠殘酷剝削致富的美國資本家的象征。約翰第三以他那無法仿效的謙和態度使他的客人感到舒適，隨後提出他關心的問題並打聽情況。隻要他們繼續答複，他就靜聽下去。他有接受能力。成批地或單獨地和學生見麵，他得出這一結論，大多數持不同意見的青年是要改變“製度”的不公平之處，但不是要破壞它。事實上，如屬可能，大多數人願意在這個製度內為改變那些情況而工作。可是他們覺得，統治集團裏的人，身居當權地位的人，似乎沒有人願意聽他們的訴說。約翰第三傾聽他會見的大部分青年所談的高度理想，受到感動。他發現他能突出他們的觀點，而且這一點使他感到：今天的青年的積極性，他們的精神，他們承擔的試圖使美國往好裏轉變的責任，質量上比過去易於被人窒息的一般青年所懷有的理想更為重要。
當人類家族會，耶穌教徒協商會的一部分人，提出向約翰第三發人類家屬獎時，他接受這份榮譽，基本上是為了要就青年革命問題發表意見。在他和代表政治和社會觀點的一個橫斷麵的學生繼續會麵期間，他對那篇講演稿曾花了幾個月時間進行過11次逐句逐句的推敲。1968年10月23日的那次講演是他生涯中最好的一篇。在阿美利加那飯店的宴會上，他受到雷鳴般的起立歡呼。全國報章雜誌都報道，而且在許多場合重印了這篇演講。有約翰第三這種身份和統治集團信任狀的人，就令人苦惱的青年革命發表意見，這是第一次。
“每一世代都曾有其差距。可是在我看來，明白無誤的是我們在經曆一次比古老的青年造反內容豐富得多的事件。今天的騷動是深刻而緊張的。雖然活動分子是青年人中的少數，它是一個大而聲音空前響亮的少數……有一種從前所缺乏的堅韌性。看來，年青人並不僅僅要從製度中得到什麼。也許言之還過早，但是我不相信他們會輕易滑進郊區的安逸生活和職業中，把他們的理想和改革的衝力置之不顧……”
在生活富裕和有潛在大屠殺戰爭的時代，他們較少關心物質的安全，較多關心人類的基本價值。他們感到，在戰爭、社會不公平、貧窮——這些重大問題上，已到最後要解決的時候。他們不喜歡大組織和工藝技術迅速改變的非人格化。由於宣傳工具的影響和我國社會的種種自由，今天的青年學習得較快，成熟得較早。他們很快就知道，而且深深地怨恨老一些的人言行不一。
“總而言之，我們一代的成就——工藝技術、通訊交通、富裕生活已使青年人把注意力集中在我們沒有能完成的事情上……代替擔憂如何去壓製青年革命，我們老一代的人應當擔憂如何去支撐青年革命。學生積極分子在許多方麵是我們年青人中的精華。他們在履行把我們從自鳴得意中震醒的任務。在這些動亂和艱難的時期，我們極需要他們的能力和熱忱。”
對這位統治集團先生本人來說，那實在是強烈的語言。他要求老的一代響應青年人的理想，參與新的企圖，去和不公平作鬥爭，去解決一大堆社會問題。“在我們麵前的獨一無二的機會是，”他結束說，“把我們的年齡、經驗、金錢和組織同青年人的精力、理想和社會意識結合到一起。同心協力，幾乎任何事都是可能的。”而且他使聽眾回想“為美國服務誌願隊”的口號：“如果你不是解答的一方，你就是問題的一方。”
他的兒子傑伊也鼓掌歡呼，可是一針見血地問DD可是對此您將怎麼辦呢？“約翰·戴·洛克菲勒第四說，”這次講話就差沒有講到老的一代怎麼樣·在什麼事情上可以和30歲以下的一代一道工作·您怎樣貫徹這樣一個計劃呢？
約翰第三自行承擔幹時間漫長而費力的事；他添用人員，增聘外麵的顧問，一個輿論測驗公司。他建立一個他稱為青年問題工作隊的隊伍，他去全國各地旅行，同哈萊姆的不平者和西海岸海特—阿希伯裏的花農開座談會，他拉攏一些工商業和居民社會的領袖，交換對目標和計劃的看法。他在設立一個全國服務隊這個想法上做了一年多的工作，按照這個想法年輕人將為一些汙染計劃服務一兩年，幫助下層社會的人或者誌願幹衛生服務工作。這一想法最後被放棄，因為太官僚主義，組織管理太嚴，不適合今天青年的心情或抱負。他太像部隊生活。
約翰又轉向其他設想。他的民意測驗表明，實際上統治集團人物和青年都讚成有必要解決麵臨的一些問題，汙染是明顯的一個。因此約翰第三於1970年12月向設立在馬薩諸塞州阿默斯特及其周圍的五所大專學校建議，他斥資2500元資助一項試點計劃，清理附近的康涅狄格流域。他跑到罕布什爾學院，一所新設立的尚未組織好的學校，去提出他的建議，在那裏碰上一次活報演出，把五位洛氏兄弟全都描繪成在世界上搞“壟斷”的美國資本家。他在那裏單獨麵對一群懷有敵意的聽眾，以柔和而斯文的口氣答複學生們投向他的最蠻橫無禮的詢問，最後贏得在場多數人的尊重，結果不是支持。起初，學生們借口普遍有懷疑不肯接受他提供的2500元。幾個月後，這筆贈款被接受了，但是毫無結果。年青人並沒有堅持他們的目標。既未調查康涅狄格流域的汙染，也沒有清理它的意圖。
隨著1970年的校園騷亂和肯特州立大學的開槍射擊事件，約翰第三幫助在50個院校實施了一些項目，在那裏取消一些課程以便學生們能夠幫助弄到選票，並積極參加1972年的總統選舉。結果微乎其微。
第三個計劃是在全國一些城市——明尼阿波利斯、路易斯維爾、克利夫蘭、舊金山和密西西比州的傑克森市，舉行青年和幕後統治集團就特定社會問題的對話。
約翰第三對美國青年運動及其迷信的公開表態，在他本人身上起著很大的作用。他跑去看第一次轟動一時的裸體舞《頭發》，學會一些《寶瓶座時代》的唱腔；他開始聽無線電裏的搖擺舞音樂和一些抗議民歌；他觀察激進青年的生活方式，傾聽他們解釋為什麼“讓這一切拖下去”。最重要的是，他所遇見的青年內心深處的理想使他產生深刻的印象，它們多麼接近他和弟弟們相信的事物，但又多麼遠離他們受到的有教養的表現方式。
無所畏懼，他把他的注意力轉向美國開國200年慶祝上，呆在幕後工作，企圖成立一個全國性的私人公民組織，他們會在1976年保證朝一係列商定的目標前進，到1989年前糾正美國社會那些特有的錯誤。塑造美國人已擁有200年的這種政府和社會，美國的奠基人曾花去13年時間來批準美國憲法。約翰第三想使老百姓現在就聯合起來，以私人努力開創一個第二次美國革命，在此後200年間奏效。美國的200周年誕辰來了又去了，它的公民也好，公民領袖也好，都沒有團結起來一致努力，改造他們的政府、社會或生活方式那些較弱的方麵。
約翰第三隨後努力轉向勸說國會製訂一項開國200年國家捐贈法案，提供援助贈款，幫助美國的一些團體和地區，在重建美國生活方式的精神下主辦一些本地的自我改進計劃。
同時，約翰第三從未停止過他在美國擴大捐款的努力。除了幫助發起幾次對這一題目作大規模研究外，他還親自設法找到一些方法，進一步鼓勵個人或社團的私人慈善事業，而不會替濫用特惠優待的人打開新的納稅漏洞。
他的70誕辰於1976年3月流逝時，他沒有把年齡放在心上。在家裏舉行一次家庭小宴會就夠了。那天他還在工作。當辦公處的工作例會變成出乎意料的慶賀他誕辰的集會時，他真正感到詫異和感動。這是一次咖啡伴蛋糕的餐點，在蛋糕上布著他心愛的那句話：“這是一個激勵人活著的時代。”
他本人的滿足來自他所幹的工作、他信奉的事業、他贏得的戰鬥、他幫助造成的美國生活方式的改變，確信他在挑戰性的時代所過的生活是於人有益的。他為大於他本人和大於他的自身利益的一些事業而工作，是全然真誠而獻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