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雖然寫得輪廓分明，有條有理，又有約翰·戴·洛克菲勒第三這樣一位權力人士的鼓吹，但是洛克菲勒基金不可能馬上把穩定遠東人口的研究工作作為一項主要目標計劃承擔起來。研究小組還逗留在遠東的時候，洛克菲勒基金的那些領導就在國內探測有關人口控製的意見。切斯特·巴納德是基金的理事長，他邀請天主教紐約大主教管區的大主教弗朗西斯·卡迪納爾·斯佩爾曼到基金會午餐。老於世故的這位機樞主教，一度得知要討論的題目，就堅持要基金人士去大主教區午餐，他要在自己的陣地上作戰。在那裏他提出經過考慮的意見，說在任何情況下美國的、遠東的或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天主教教會都不會讚成任何一種涉及節製生育的計劃。
基金內部，在高級人員中間意見也有分歧。多數人反對任何涉及計劃生育的重大計劃。在高級人員中居卓越地位的那些公共衛生專家，簡直不相信人口控製有衛生領域裏的工作那麼重要。此外，他們還警告這一問題所涉及的風險：要料到他們在天主教有強大力量的國家裏會遇到對節育的敵視。那些農業專家相信增加糧食供應比涉及性行為的計劃易於取得成就，而且對一些不發達國家有較大好處。此外，當然總有預算的問題。甚至在洛克菲勒基金裏，在人口問題上花錢也會意味取走其他工作方麵的錢。
但是有一次意見分歧是出於對巴爾福博士的尊敬，全體職員讚同一個十分溫和的計劃。向受托人委員會提出研究錫蘭的人口統計和人類生態的建議。可是這個建議，在受托人會議上也遭到了新當選的受托人委員會主席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的猛烈反對。杜勒斯是一位誠信的長老會教徒，清教徒派的道德家，他爭辯說基金絕對無權插手另一國人民的宗教和社會習慣。受托人亨利·範·杜森是聯合神學院院長，也表示反對，錫蘭計劃就此被那些受托人否決掉。否決基金職員建議的計劃，本身就是一樁罕見的受托人事件。信息很清楚，計劃生育、生育節製和避孕工作不會是洛克菲勒基金研究活動的領域。
約翰第三對建議遭受拒絕既不詫異也不震驚。同任何人一樣，他很了解他的受托人同輩。他們全是世界上出人頭地、獨樹一幟、富有權力的人士，不願意不取一文地坐在洛克菲勒基金的委員會上給洛氏家族的計劃蓋橡皮圖章。
基金原來的設想是成立一個獨立的專職慈善機構，使受托人能在共同事業上同心協力為全世界的利益擴展他們的影響。但是在內心深處，那些受托人覺得基金依然處在約翰第三父子過渡的階級。小約翰早在1913年就當基金的第一任總裁，隨後從1917年到1939年當受托人委員會主席，1939年65歲時告退。甚至在他告退以後，人們還通過基金總裁的親密同事雷蒙德·B·福斯迪克的種種行為感到他的存在。出於對小約翰·戴·洛克菲勒的老練和敏感的一切應有的尊敬，洛克菲勒基金一向是“創辦人的基金”。無論理論上多麼獨立，基金的推動力大抵都是洛克菲勒：洛克菲勒的金錢、洛克菲勒的時間和努力、洛克菲勒委派的人員和洛克菲勒的班子。雖然這一微妙的領域沒有討論過，至少沒有公開討論過，它是某些受托人和高級職員所關切的一件事。小約翰在退休時深知這一點，約翰第三也知道，正是為了要把基金組織引向真正的獨立，當時才越過約翰第三，選舉沃爾特·W·斯圖爾特接替小約翰當委員會主席，隨後又在1950年越過約翰第三選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接替斯圖爾特。
洛克菲勒基金曾經最引起爭論的捐贈發生在1941年和1946年之間，當時捐助40萬元給印第安納大學的阿爾弗雷德·C·金西博士從事人類性行為的實例研究。他的第一本書《男子性行為》於1948年出版時，此項資料出乎意料地廣泛流行和傳播引起了對性道德問題的一場全國性辯論。莊嚴的洛克菲勒基金被拖進了這場論辯。金西博士不惜一切精力論證了他的作品是對人類性行為一項非常必要的研究文件。此外，基金醫療科學處處長阿倫·格雷格博士如此熱烈地相信金西的作品，也違反了要“處於幕後”的基金政策，自行替那本書寫了一篇熱情讚揚的序言，宣稱金西的這一調查研究將打破關於性的問題的“保持緘默的密約”。雖然格雷格博士取得小約翰·戴·洛克菲勒的大力支持，他還是遭到那些比較保守的受托人的明顯不滿。這場激烈的爭論超出了受托人委員會的範圍，包括了全國的一些神學家、社會主義者和公民領袖。基金對金西報告的支持後來在一次國會調查時遭受了嚴厲的質詢。多次調查於1954年進行，此時洛克菲勒基金已經供給金西的研究大約8919萬元。叫人啼笑皆非的是，《男子性行為》出版之後，基金於1954年終止對它的支持時，此舉惹得金西本人暴跳如雷，他指責基金已向公眾和國會的壓力屈服。基金對此的答複是矢口否認。作為一項政策，洛克菲勒基金是不永久支持一個組織或一項事業的，它對金西博士的研究支持已經為時太久，前後13年的年捐總數近90萬元。但是對洛克菲勒基金的根本批評，在金西博士性研究內容問題上並不多，多的倒是在基金對金西報告的文化作用和影響的責任問題上。一筆免稅的私人基金有什麼權利去資助改變或影響一個國家的文化習慣·這一問題直到今天還沒有作出答案，仍然存在。從而人們相信到這一程度，竟以為金西那些調查報告的確影響和改變了美國的性道德，好也罷，壞也罷，洛克菲勒基金對此應當分擔功勞或過錯。
當約翰第三發起人口統計這個試點計劃，引導人去研究遠東的計劃生育，被受托人委員會拒絕的時候，在洛克菲勒基金內部正在深思熟慮的是一些根本問題。約翰第三當時一定想到，那些受托人主要是年老而保守的人士，但是他過於有君子風度，當然沒有這樣說出口來。他以熟習的微笑接受他的失敗，把他那些想法留在心裏。
約翰第三並沒有在約翰·福斯特·杜勒斯身上失去他對遠東的興趣，杜勒斯是一位國際的開業律師和外交事務權威。由杜魯門總統任命他充當特別代表，去和日本談判永久性的和平條約時，他請約翰第三陪同前往，充當文化事務的特別顧問。這一差使立刻引起約翰第三的興趣。
奮身於新的任命，約翰第三在1951年先後去了日本三次，在一大堆安排好的大大小小的會議上遇見了日本各界和各地的領袖1000人以上。
約翰第三溫文、謙卑的品格，和他在日本人身上發現的道德精神，舉止得體、彬彬有禮等東方傳統美妙地緊密配合。他稱之為“洛克菲勒因素”的是其他人對他的過於逢迎，在日本人那裏並不起作用。人家按他的為人本色而不是按一個姓氏接待他。由於他1951年的推薦，美日兩國之間交流了一些知識分子和教員，搞了一項在日本學校教英語的計劃，搞了一些把日本的美術和音樂引到美國的計劃，在東京蓋了一幢日本國際大廈，作為日本人、美國人和從世界各地來的其他知識分子會麵的場所。
但是，工業、農業、糧食供應、貿易、風俗和道德因素中根本的問題是人口問題。這一主題成了他與政府慈善界和學術界討論的主要話題。
“讓我們所有各國的人，包括我國在內，直率地麵對我們成倍增加的人口造成的成倍增加的問題，尋求這個向全世界前途作最深刻挑戰的答案吧。”
美國總統林登·貝恩斯·約翰遜1965年6月25日在聯合國大會上向全世界這樣講，闡明一項新的國家政策。他20年來一直把他大部分的日常生活致力於說服美國，而且事實上是說服全世界計劃生育、節製生育和穩定人口增長。
他力求使美國政府帶這個頭，但在50年代，艾森豪威爾總統直截了當地拒絕了這個意見，認為政府無權幹涉老百姓的私生活，而且沒有比夫婦可能決定要多少兒女更為私人的事。
世界各地，特別是那些不發達國家的人口增長率一直超過經濟和農業的增長。此外，由於公共衛生和醫藥研究的改進，死亡率降低，又助長著人口增長。因而老百姓的生活標準和生活的質量並沒改善，而且一年年地過去並沒有改善。這一點兒幾乎任何人都無法爭辯。但是當時沒有人真知道如何著手大量降低出生率足以產生作用。何況人口增長率是一個長期問題，政治上很敏感，又和全世界農業國家的古老傳統和天主教的教義有抵觸，最後它並不是一個迫在眉睫的危機，非立即采取行動不可。
在約翰遜總統爽快地談到這個題目之前，約翰第三在全國各地奔走了20年，試圖推動政府、工商領袖和公民領袖、慈善機構和個別領導人承擔這宗事業。正像他不作公開演講一樣，他向一個接一個的團體致詞，在一些國會委員會麵前作證，坐下來同政府的一些關鍵人士談話。他以一種或另一種形式發表的詞句都是遵循著同一條思路。
當他企圖勸說洛克菲勒基金一位老資格受托人承擔人口問題的工作，遭到一而再、再而三的失敗時，他最後決定自己去幹這件事。他本人深信有此必要。然而他知道沒有其他什麼人同意他。當時是1952年，政府或國內外公民領袖絕少有人關心此事。沒有旨在限製人口增長的規劃。
從來就謹慎小心的約翰第三知道涉及的那些弊端。他不想僅僅出於個人興趣或一時的興致就組成一個關於人口的委員會。如果沒有真正的需要，他那冒險事業將因缺乏持續支持而歸於失敗。
為了減輕自己的疑慮，他向一位老同事，他認識和共事多年的德特列夫·W·布朗克博士求教，他是美國最傑出和淵博的科學家之一、洛克菲勒醫學研究所所長、洛克菲勒兄弟基金的一名受托人，而且當時碰巧是國家科學院院長。精於世道、了解關鍵事物的布朗克博士於6月間舉行了一次會議。大約30名院士，醫學、物理、公共衛生、人口統計、生物、經濟、資源保護、營養、心理和公共事務方麵的傑出人物，花三天時間考慮“人口增長對人類福利的影響這一問題”。會議結束時通過一項單一的決議：需要有一個“具有高水平的職業專長和公眾尊重”的非官方組織把注意力集中在人口問題上。
這是約翰·戴·洛克菲勒所要的授權。這些傑出的科學界人士不偏不倚地審查了形勢，作出結論說有必要。約翰第三由此獲得了支持。
約翰第三從速行動起來，讓他自己的班子開始工作，排列卓越的受托人委員會中的成員參加，其中包括富蘭克·諾特斯坦因、布朗克博士卡爾·康普頓和原子能委員會主席路易斯·L·斯特勞斯，在幾度敦勸之後，約翰第三同意當這個組織的第一任會長和理事會主席。約翰找到老朋友。弗雷德裏克·奧斯本，當業務主任和副會長，後者是社會科學方麵最受欽佩的人物之一，不到40歲就脫離華爾街將餘生貢獻給了人類的研究。
新組織稱為人口問題協商會，其目的和活動範圍很快就闡明。這些人知道需要做什麼去進攻人口問題：提高這方麵的知識、訓練人員、提供計劃生育的技術援助、發展避孕技術、充當全世界情況的情報交換所、澄清一些政策問題以及喚起公眾對這一問題的認識。
對約翰第三的決定，洛氏組織的上層人士並沒有喝彩歡呼。他的父親在這個問題上依然中立。但他的某些高級顧問還在勸他在這樣敏感的問題上要小心謹慎，記住他和弟弟們訂下的協議，凡是可能影響家屬聲譽的活動，要向他們交底。約翰第三邀請他的弟弟們到紐約的尼克博克俱樂部參加早餐會。上午8點通常是忙人的自由時間。約翰第三隻是把自己的決定告訴他們，征求他們的反應，並不怎麼要求他們允許。沒有反對意見。他們很高興終於能自己從事一樁冒險事業。他們祝願他前途順利。但是他們還預先通知他不要指望他們任何一個給予任何幫助：不是因為他們不同意他那些目標，倒不如說他們以為他真應當獨自去幹這一切。
人口問題協商會的成就及其活動和影響年複一年地迅速發展，原因在於約翰第三為這個組織引進的人物具有足夠的社會地位、實際知識和卓有遠見，也由於時機已屬適當，有必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全世界人口問題上，或者歸因於這一切因素的結合。
人口協商會才經營到第二個年頭，印度政府就向它籲請幫助。有什麼最好的避孕方法可以在印度使用·印度政府建立了一項實際可行的計劃生育規劃，協商會在1955年派以富蘭克·諾特斯坦為首的顧問小組到新德裏去。幾年之後，鄰近的巴基斯坦向人口協商會要求在計劃生育問題上給予類似的指點。60年代初期，南朝鮮、突尼斯和土耳其要求在控製生育上給予技術援助。台灣、香港、菲律賓、智利、阿拉伯聯合共和國跟著提出呼籲，人口協商會派出了更多的顧問。美國去的那些專家和顧問必須交代清楚協商會並不支持任何國家特定的節製生育計劃。它僅僅充當一個管道，輸送有關這一題目的可資運用的科學情報。一旦送去那種情報，就該由政府領袖們自行決定哪些解決辦法對他們本國的人口增長問題最合適。
約翰第三憑經驗學來的一件事是，當洛克菲勒基金和其他人閉耳不聽他的懇求時，他可以自己創設一個組織幹他認為應當幹的工作。由於他對亞洲事務有興趣，那對約翰第三來說，事情似乎很清楚，沒有人對一些亞洲國家經濟和人的問題予以足夠的注意。洛克菲勒基金的活動和專長集中於科學農業或生物農業。可是誰在教亞洲人農業經濟、農田管理、信貸和銀行業務以及產品銷售呢？答案是誰都不在教。因此於1953年12月，創辦人口協商會之後不過13個月，約翰第三又設立經濟和文化事務協商會，開辦費25萬元，儲備金約170萬元。
約翰第三肯定是他們家的職業慈善家。弟弟們一向把慈善工作當作他們生活的一部分，而約翰第三喜歡把自己說成是弟兄中唯一失業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海軍服役以來，他沒有擔負過一項工作。他也沒有親自從事過任何冒險事業去賺錢。他把經管他財產的事務交給了一批專職的投資顧問。約翰第三在情感上致力於慈善事業，對這方麵的知識很淵博。在這些年裏，他一直在國會調查會上和其他場合為慈善事業辯護，說它是一種徹底美國式的機構，向貧困的人提供比僅僅物質福利多得多的東西；它是解決美國一些問題多種途徑的基石。
約翰第三在1953年卷入興建紐約市表演藝術林肯中心的設計、財務和營造工作，僅僅因為有人請他幹。他參與的工作遠不止給幾個錢。他把洛克菲勒的姓氏貢獻給這項工作，而且13年來把他全部工作的大約一半貢獻給一個文化建築群：大都會歌劇院、紐約市交響樂團的音樂廳、紐約州劇院、維維安·博芒特劇院、朱莉亞德大樓、表演藝術圖書展覽館。這個計劃還把鄰近的達姆羅希公園包括在內，它有一個舉行室外音樂會的殼形音樂台。
林肯中心本身不是一項洛氏計劃。但是洛克菲勒家合在一起的捐款正好是全部募款的大約1/4.約翰第三當理事長的洛克菲勒基金捐助四筆錢，總數為1500萬元，隻有福特基金的2500萬元超過它。在個人水準上，幾年前曾經向大都會保證捐500萬元的約翰第三的父親，拿出這一筆之外，又捐給文化中心500萬。約翰第三本人的捐款處理得有盡量大的戰略意義，在募款過程中他這裏出100萬，那裏出100多萬，與其他捐戶相配稱。作為募捐運動的最後一筆捐款，他和林肯中心一位副理事勞倫斯·A·威恩共拿出250萬元。始終保持他的低矮形象，約翰第三一貫謝絕不暴露他捐給林肯中心的總數。總共在1100萬元左右，比任何其他個人都多。
洛氏家族幾代與之有聯係的一切慈善事業，其“本土基地”總是洛克菲勒基金。它是老約翰·戴·洛克菲勒事業中最偉大的成就。他的兒子小約翰從1913年到1939年當這筆基金的第一任總裁，隨後當它的第一任理事長，當他65歲告退時，規定凡滿65歲就要強迫退休，讓位給比較年輕的人。他依舊繼續保有榮譽理事長的頭銜，受到十分尊敬，以致在工作人員中間始終稱他為理事長先生，決不稱他的姓名，就像白宮人員隻稱“總統先生”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