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對美國和美國的100萬歸國退伍軍人來說，清楚地標誌著一個新的開端。對洛氏五兄弟來說，發展的遠景似乎寬廣無垠。急於應付這個的新世界，五兄弟每人懷著各自的前途計劃——有的已胸有成竹，有的還待回到洛克菲勒中心的家族辦公處細究。可是一下子回到平民生活，他們像大多數人一樣發現，他們等待已久的自由事實上是有限度的。幹什麼，怎麼幹，哪些事先幹後幹，他們每個人——約翰第三、納爾遜、勞倫斯、溫斯洛普和戴維都各自縈繞在心。但是他們的方程式被那些顯然的因素搞得很複雜：他們不是不知名的尋常人士，他們是洛克菲勒。他們對這個姓氏該欠多少情義·當個人願望和家庭成員發生衝突，甚或可能發生衝突的時候，應當把個人願望抑製到什麼程度·他們之間的利害衝突將如何予以解決。這是難以捉摸、影響深遠的難題。五兄弟能設法展望未來，預期前途，但不能肯定前途究竟如何。因此對這些問題的答案是在一致同意中逐漸演化出來的。他們探索彼此的意見，逐漸達到諒解，知道什麼事正確什麼事合適，作出的決定或表決不及反複討論每一問題的次數多。他們同意首先要對自己和家族忠誠。但是還同意，他們中間誰也不應該獨自進行可能會使其他人或家族蒙受損失的行動。
他們召開“兄弟會議”，討論如何協調他們在家族辦公處的活動和需求。當然，決定不幹什麼比決定應當幹什麼容易。他們同意遵照父親的決心避開新聞界是全家的良策，接近新聞界太容易引起爭論，太容易招致指責，說洛克菲勒家在操縱輿論。他們同意不投資於任何可能惹人指責，說他們乘人之危、牟取暴利的企業。製藥業是引起爭端的一個事例。另一方麵，知道自己缺乏父親的財力，他們同意要為他們所支持的事業公然奮勇前進，但是要審慎，要酌情處理。一個人采取的行動，凡是可能影響其他兄弟名譽的，要首先在全體兄弟中間討論，誰也不會把自己的個人利益置於家族利益之上。常識將會奏效，每個人有從事自己事業的自由，但是作為君子和弟兄，不幹會妨礙父親、家聲或彼此的事情。
在一位弟兄的利益或計劃和另一位弟兄的利益或計劃發生衝突的情況下，持有早先權益的一位將居優先地位。總之，他們同意不公開競爭，也不在企業、事業或慈善事業方麵互相競爭，能撕破家族團結那層臉麵的莫易於個人事業的衝突。另一方麵，他們同意不要求他們中的一位為另一位的利益而犧牲他自己的事業，那將對一個人在家族團結上要求過多。作為個人，同時作為洛氏家族的一員，他們每人將自行前進。對公眾，他們將呈現一條聯合陣線。沒有事前取得他們每一個人的同意，誰也不會代表其他弟兄講話，或者作為整個家族的代言人講話。
約翰·戴·洛克菲勒第三，像父親和祖父在他之前一樣，十分明白在美國他是被人當作一種慣例、一個象征、“人人喜歡像他一樣富有的那個人”看待的。人家給他貼上他姓氏的標簽。他雖然試圖避免，卻總避免不了那種習見的反應，遇見他的人總先看見他的姓氏，然後看見他本人。他那身材修長、舉止優雅、嚴以律己的外表使人追憶起赫赫有名的祖父的風貌。盡管他謙卑地把腦袋歪向一邊，這是他獨具的一種姿態，盡管他含羞微笑，慢聲輕語，他依然在別人心目中喚起他與生俱來的財富和權勢的形象。
在他身上看不見有什麼物質財富或社會地位的跡象。衣服的裁剪和矮領的長度都不顯示出時新的式樣或定製的裁剪。一見之下，他可能被人當作數以千計的中級行政人員。他從比克曼廣場上他那時髦的公寓疾步走過，走到洛克菲勒廣場那裏的紐約市中心時，沒有什麼人會認出這個人來。他常不被注意地登上乘客擁擠的四十九街或五十四街的橫穿全市的公共汽車。他常利用坐上出租汽車的機會在紐約市各處走動，不讓一輛轎車恭候他。與其他許多人並無不同，他的日常生活是相對地簡單的。他住在結婚以來一直居住的公寓裏，每周五天在同一間辦公室裏工作，在郊區北塔裏敦一所不太大的住宅裏度周末，容許自己在緬因州諾思黑文的夏季別墅裏度兩至三周的暑假。他沒有購置過巨廈、遊艇、私人飛機、汽車隊和美國最好的服裝。按照心願，他過著舒適而不奢華的生活。
然而約翰·戴·洛克菲勒第三沒有什麼同輩，沒有什麼平等關係的人。他常在社交或慈善事業方麵遇見的許多人似乎是染上“洛克菲勒病”，以致約翰第三依然對他聲譽的高峰感到有幾分悵惘。除了家族和長期共事的一個小圈子外，隻有寥寥兄弟能夠和他們敞開心懷，喝一杯冷凍啤酒，不用留神地談心裏話，或者感到完全和睦相處。伏爾泰曾經對自己的早年成名哀歎過：“一個人成名過早是多大的累贅。”約翰·戴·洛克菲勒第三就畢生背著這個包袱。甚至在自己的弟輩中間，在不拘形式的家族生活中，他也感到額外的責任，身居五兄弟之長，佩著這個姓氏，掛著洛氏第三代名義的責任。
這一形式早就固定，而且約翰第三毫無異議地接受父親的人生哲學和生活方式。就他來說，絕無問題要繼續父親和祖父開創的的工作。戰後回家的時候，他已不再是父親辦事處的“一名辦事員”。他是和小約翰·戴·洛克菲勒一起工作的一位慈善家。財富和權力現成擺在那裏，於是他就成為那份財富和權力的一名保管員和管家，他在那些歲月裏業已學會如何明智而妥善地使用它去幹盡量大的好事。幹好這件工作本身就是一番事業，他從讀大學起就被訓練著幹這番事業。隻是幹起來不像看起來那麼容易。憑一時之興或感情衝動亂花錢財或濫用權勢，可能害大於得。一個人簡直無法在所有窮苦的人身上花錢；甚至洛克菲勒家也沒有足夠的錢這樣幹。從來沒有得到證實，單靠錢就能解決世界上的種種問題。世紀更迭以來，慈善事業已經曆一條漫長的道路趨於成熟。約翰的父親一向幫助在一些大規模的慈善事業方麵采取團體經營的辦法，交由一些能夠勝任和知識淵博的專家獨立執行。
因此約翰第三在40年代就不能到處花錢。他開始充當經過選擇的慈善團體的受托人之一。
甚至在推卸掉某幾項受托職責，把責任轉交弟弟之後，約翰第三依舊保持著父親創辦的一些慈善事業的理事會裏的大部分職位。他是洛氏慈善事業的確定繼承人。他是“洛克菲勒家族的慈善家”。這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他是長子長孫。
他覺得，他在公眾場所一言一行的反響都不同於尋常人。隨之，邏輯上他必須在自己的言行上極為小心。假使人們看來在聽從他的每一句話行事，那在說這一句話之前要更加小心。他遵循他父親的政策，對每一問題都要從各個角度，追根究底地進行審查。一項洛氏的意見是不應該輕易發表的。一項洛氏的意見，經過了認真的反複審核，一經發表，就具有原則性，能在此後長長的一段時間裏管用。因此洛克菲勒這一姓氏一方麵打開許多門戶，被授予許多特權，另一方麵也封閉了一些美好的遠景。約翰第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在走向何處和委身何事的問題上小心謹慎地前進。他想在他父親所創辦的那些基金、機構和理事會以外，自行大幹一番。但是他知道他不應該獨自猛衝。一個富人要欺騙自己，假使不比一個窮人容易些，至少也一樣容易。他認識到此時是一個過渡時期，從戰前的慈善事業學徒地位轉變為某種新事物的時期，雖然他還不知道這一新事物結果將是什麼。可是整個世界也處於過渡時期。每一個有思想的人、每一個致力於慈善事業或企業的組織、每一個政府都在重新審查今後走什麼道路，把時代劃分成戰前的或戰後的歲月。
作為這次重新評價的一部分，洛克菲勒基金於1946年主辦了一次到歐洲去的旅行，去的人是約翰第三和康內爾大學的威廉·I·邁耶爾斯。這兩個人訪問英國、法國、德國和奧地利六個星期，同政府內外的有識之士就洛克菲勒基金活動進行商討。在登記證上標明致力於“全世界人類福利”的洛克菲勒基金，卻是一個精明而講求實際的企業似的團體，理事們相信現場調查而不相信書本知識。既然洛克菲勒基金的全部政策操在21名受托人委員會手裏，約翰第三和邁耶爾斯院長返國後的報告就被認為對基金的將來方針有決定性作用。
約翰第三在他的私人旅行日記中提到提高所有歐洲國家生活水準的壓倒一切的需要。在和一些英國人士的談話中，他倒看出提高生活水準最大的需要不在歐洲，而在印度和中東。當全世界的注意力似乎集中在使歐洲從戰爭中複蘇之際，印度、埃及和整個中東的生活水準在戰後那些年裏下降而不是上升。其原因很清楚：人口過多，土壤侵蝕，過時的土地使用傳統以及工農業生產率在不斷下降。
在法國，約翰第三注意到的最顯明的問題是對德國和蘇聯的恐懼及人口下降和道德墮落。在被打得屈膝的德國，有必要重建民主政體，他以為采用一些教育和文化計劃幫助德國人了解美國的民主作用能最好地完成這項工作。在奧地利，約翰第三認為洛克菲勒基金能在奧地利官員正在考慮的各項衛生、教育和農業計劃方麵積極活動。
第二年，1947年，約翰第三自費由阿瑟·W·帕卡德陪伴去亞洲旅行三個月，周遊中國、日本和朝鮮。帕卡德是他父親在慈善事業方麵的主要顧問，一向充當他自己舉辦的慈善事業的教師、導師和監護。此行目的是再一次更好地在現場了解亞洲的戰後狀況，這次在亞洲訪問了上海、廣州、香港、北京、東京、福崗、廣島、京都和漢城，約翰第三真正迷戀上了幫助重建世界一個主要部分的機會。對他，像對其他人一樣，事情很分明，美國對外政策的焦點是在西方世界，特別是在歐洲方麵，而美國政策對亞洲的問題和事務的注意是遠為不夠的。私人慈善事業和自願的個人任務是在最需要援助的地方提供援助，政府往往出於政治上的需要而忽視這些需要的地方，私人手段能冒犯政府和官僚主義不能犯的錯誤的風險，涉水渡海去提供援助。約翰第三曾始終相信這一點。盡管太平洋上已發生戰爭，在1947年亞洲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依舊是一塊陌生的土地。但是在現場，約翰第三能最清楚地看到，整個大陸除日本、中國以外，比西方世界所知道的生活質量要落後幾個時代。把亞洲大陸，連同其政治、經濟和政治的一切複雜情況，引入摩登時代，在約翰第三看來是極為重要的。這是他能夠對之貢獻時間、努力和金錢的事物。這是他能夠促使洛克菲勒基金對之集中目標的事物。這是私人慈善事業的一項真正需要。在個人方麵，他喜歡他在亞洲遇見的人士。他被他們的真誠、坦率、性情、氣質和願意接受西方幫助所感動。
約翰第三的特殊方針，集中在醫療、公共衛生以及新近的糖食供應上，他認為每方麵對人類福利都有無上的意義。在日本、中國和朝鮮研究這些事情，和當地人士談及東南亞國家一些現狀時，他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在亞洲國家推進了醫療和公共衛生計劃，高度的死亡率會大為下降，而死亡率降低了，人口就成比例地增加，造成更多的嚴重的問題：城市人口過多，對現有設備的需求越來越大，更重要的是對這些國家糧食供應的需求會越來越大。在這一階段，洛克菲勒像鬆鼠在籠子裏轉，可憐無益費精神。它通過醫療和公共衛生救活的人愈多，呼號求助以維持最低質量生活的人就愈多。顯而易見，問題的另一麵是要多少減低人口的增長，這一自相矛盾的情況，理解起來很簡單，但要解決卻複雜困難。他瞥見了這個問題。在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的最初時期，日本、中國、朝鮮或者任何其他亞洲國家的人口，還沒有可靠的統計資料，關於人口增長率肯定沒有圖表。然而人口眾多在街頭曆曆可睹，需要一大家子人耕種一塊土地的傳統方法是盡人皆知的。生育節製不僅是一個禁止涉及的課題，主要是亞洲大陸的窮鄉僻壤還不知道有這個問題。
1947年10月，約翰第三回到美國，展望前途，對自己能在往後歲月裏貢獻精力的事業已不是一知半解。他以為大概這是他個人一直在尋求的事業。但是他不是輕率從事一項事業的那種人。他和洛克菲勒基金的理事長和主要行政人員討論了這一問題。他並不急於推動他心目中的事業，他僅僅把問題提出來，試探在各自領域裏篤實工作、有傑出專長的人士的意見：一方麵說明自己已經提出的理論，一方麵問使人口平衡成為基金主要目標的一個領域和基金要造福人類的工作是否符合。使他懊惱的是，答案出來了：不，你說的事令人發生興趣，而且當然很重要，可是朝此方向努力的時機似乎還不恰當。當然有一些政治上的牽扯，計劃生育尤其在一些天主教國家有一些道德上的問題，甚至對這個問題的規模和範圍知道得還太少，而且特別是在戰後的年頭裏，對增加衛生服務和糧食供應的需要太多，以致很難有足夠資金去支持這一領域裏的重大努力。總而言之，基金的各種人員都不認為亞洲或世界各地人口過多的問題超過了這些地區的其他需要，值得洛克菲勒基金轉移資金去大攻這一問題。當然，這些內行都是醫療研究、公共衛生、農業和社會科學方麵的專家。人口或人口統計、人口趨勢的研究，不屬於他們的範圍，而且眾所周知，每個人都相信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努力園地比另一個人的重要。
約翰第三雖沒有能說服他們，但必須說他們並不勸他放棄他自己的“信心”，認為人口激增是麵臨世界的重大問題之一，它是其他許多問題的基礎，而關心這一人口問題的人太少。作為基金的一名受托人員，約翰第三本來可以把自己的建議提半年一次的受托人全體會議討論。可是這不是他辦事的方法。洛克菲勒基金有一傳統，容許有能力的在職專家向基金提出他仔細作出的活動計劃。受托人固然有職責決定基金要幹什麼和不幹什麼的政策，然而受托人和基金的各級人員之間有一條尊重別人的界線。不是專家的受托人采取一項賢明的方針，決不獨斷專行，命令專業人員應該幹什麼。如果曾經這麼辦過，他們就決不會保持下這套專家班子。受托人可以向這套班子隨意建議研究方針，可是首先是這批人會去調查任何建議，隨後把調查所得報告給受托人委員會。作為一名受托人，約翰第三認為自己在向基金提建議上處於特別微妙的地位。他可以不惜一切代價。
另一方麵，既然他是約翰·戴·洛克菲勒第三，自有其他一些方法解決這一問題。不是僅僅試圖把自己的意見進一步強加於基金，他懷著低調去找普林斯頓大學校長哈羅德·威利斯·多茲，向他解釋這個問題和對此的關切，最後提出他想自己出錢請一位人口統計學家和一位公共衛生人員去遠東跑三個月。他們的任務是考慮可能適用於亞洲國家的辦法。遠東的人口增長率究竟如何，有什麼措施成功地製訂人口穩定計劃·約翰第三心目中有一位人口統計學家，富蘭克·W·諾特斯坦因，普林斯頓大學人口研究室主任，他早在1937年就見過此人。普大校長會見了他，諾特斯坦因博士說行，他將樂於去跑這一趟。約翰第三隨即回到洛克菲勒基金，把他的建議遞交基金理事長切斯特·巴納德，後者表示同意。他提議基金的遠東公共衛生事務處處長馬歇爾·巴爾弗和基金的社會科學處副處長羅傑·埃文斯參加普大因此增派本校的遠東問題專家艾琳·陶貝爾博士平衡這個小組。在這個階段，巴納德先生提議，由基金主辦這個研究小組更合適一些，約翰對此表示同意。
四位專家巡行日本、朝鮮、印尼、菲律賓群島、台灣和中國大陸的城鄉地區，視察了一些設備，與有關公共衛生和人口問題的政府學術界人士進行了會談，看到了每個國家生活和工作的狀況，隨後回國寫了一份125頁的學問廣博的報告，報告上說在遠東所有的衛生和社會問題中“減少人口繁殖的那些問題最困難又最重要”。
其重要性顯而易見：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在遠東生活，而且在貧困和健康不良的情況下生活。隻因為死亡率高才阻止了人口激增。貧困、健康不良和人口都處於惡性循環的支配下。減低嬰兒死亡率和流行病的公共衛生措施越多，就有更多的人活下來並希望提高農業或工業生產率增加。
考察報告說，僅僅減少出生率不會解決遠東的一切問題，可是不這麼辦，在衛生、糧食生產和社會服務方麵的其他一切改進，即使有成功機會，也是微乎其微。
但是，困難之處是如何去減少農業人口出生率。報告把這個問題分成兩個部分——動機和手段。二者都至關重要，二者都易受攻擊，而一個也不受到應有的注意。人們要求在教育上作廣泛努力以改變社會習慣和傳統，從願望多子多孫改變到對健康的小家庭發生興趣。在實施任何教育計劃之前需要仔細研究範圍廣泛的各種各樣農業人口。但是即使你能改變人們的動機，報告警告說，西方有些人將必須提供節製生育的手段，而且必須便宜、簡單、安全、有效。而到1950年那一天為止，任何這樣的避孕方法還沒有出現。可是，考察報告說，這個問題可以立刻在西方著手解決。報告說，“我們不相信任何其他工作會提供更好的成功機會，對亞洲和全世界人類福利的根本問題作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