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鄉土之“派”
莫言在地域上而言，是在“北京”居住的作家，把“京派”放在他的頭上顯然過於牽強。隻不過，他這個“京派”除了住所以外，恐怕沒有半點相關性。況且，他還常常被北京人不待見，甚至他這個鄉下來的，偶爾寫寫城市題材的小說也廣受詬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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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京派”鄉土小說，也被稱為“鄉土浪漫派”，代表作家有廢名、沈從文、淩叔華、蕭乾等，他們被認為是疏離政治的群體，喜愛自由，對待生命圓融而靜美。田園牧歌、鄉土抒情詩、返璞歸真，原始人性美人情美，這些詞語放在他們的小說裏相得益彰，淡淡的中國畫般的寫意氣質將中國文化的底蘊和西方現代思潮勾連起來，使得“鄉土小說”較“都市小說”而言更具有審美感悟。作家們本就來自鄉村，常常以“鄉下人”自居，小說所開啟的獨特的“民俗化”更叫每位作家都試圖構建自己的“鄉村小築”，從而更容易林立於都市之中。
莫言麵臨的處境和京派卻是一樣的，就是因為從鄉村到都市，都會有失落感。差別是京派作家們“遊子離鄉式”的淡忘，總在試圖對心中的留有鄉情重新記憶，可是一旦離開記憶中的世界，就仿佛沒有東西可寫。比如，沈從文就難以離開他的“湘西世界”。
莫言則是在逃離鄉村之後發現逃不掉，並因為社會發展的日新月異，發覺故鄉仿佛從沒存在過，是麵目全非的。一方麵，他的小說大多還是高密東北鄉的記憶，作品是農民生活，除了小說看起來更加複雜之外，他沒有離開過那片土地。另一方麵，他在返回故鄉時，人和物的改變，讓他覺得難以適應，就像他試圖回憶那個遙遠的黑孩，來到兒時的涵洞前，卻納悶怎麼這麼小？這是我的涵洞嗎？童年是一場夢嗎？
僅僅就京派的代表作家而言，廢名無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廢名被稱為有隱士氣的作家，作為周作人的得意門生，當然少不了繼承老師“苦茶庵主”的衝淡平和，周作人稱：
“馮文炳君的小說是我所喜歡的一種。”(張明高範橋編，周作人著：《〈竹林的故事〉序》，《周作人散文（第二集）》，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版，第268頁。)
廢名擅長書寫鄉村田園中安之若素的一麵，大家彼此不爭吵，連情愛也不野蠻越界，彬彬有禮之處更像是深宅大院的才子佳人，含蓄得跟我們所熟知的鄉村大相徑庭，小說中的秩序感與和諧是“桃花源”似的，絕不蕭條苦悶。這樣的優雅實在讓人難以直麵赤裸裸的鄉村土色，這樣的詩情畫意實在不忍歸於下裏巴人，“田園詩”般的生活往往還蒙著淡淡哀愁，讓你在其中看到的宛若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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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廢名的小說，甚至不用去看小說，隻看題目就可以略知一二，《竹林的故事》、《桃園》、《浣衣母》、《河上柳》，看到的都是衝淡明媚。相較於莫言的高密東北鄉，實在太溫婉。湖北黃梅的廢名將南方人的細膩溫婉放在自己的小說裏，莫言則將山東大漢的血性奔騰展現在作品中。這其中的差別，非要等你果真到了南方，也到過北方，才會發現；一個時代，一個地域，非要你經曆過才可以明了。莫言在那個時代的饑餓早就把詩情畫意想象成一桌子好菜吞進肚子裏，河柳、竹林，這些看似可以吃的東西，在飽著肚子的廢名看來，才可以體味出一種靜靜的美。莫言顯然無法安靜，就像他所經曆的年代，即便遠離戰亂，卻沒沒有一刻安靜過。熱火朝天的“土改”、公社、“文革”……喧囂之中，盡是嘈雜。
還有一種可能性，莫言的人文積澱顯然不及廢名那一代人。古典文學與西方思潮，那一代人盡得了，寫起文章來，不自覺地就把所學的各種知識放進去，讓它們自然地契合、發酵，而莫言處在“沒書可讀”或者“有書不準讀”的時代，農村的文化匱乏本就讓這個少年沒有幾本書可看，又遭遇“文革”，連學也不能上，好在莫言的腦子裏有故事，有口耳相傳的民間故事。但遠離優雅、不係統的文化教育造就了他風格上的粗獷，同時也給他更多的原生態。
如果說，廢名們把“寫意”的中國韻味和西方的浪漫情懷結合起來，那莫言們則不自覺地讓小說透出原來的模樣——口語、俚俗，不見得有大學問，卻處處是民間。這也就決定了莫言很少有超出他時代的寫作，《檀香刑》算是一部從清代延綿到現代之作，但其中的“貓腔”串聯，顯然還是民間的，不是廳堂的。80年代大量西方譯介圖書的閱讀，以及“文革”後“上大學”對於文化知識的補救，使得莫言等作家的作品看起來像是多種元素的組合，你看不到絲絲入扣，因為還沒被作者消化好，或者作者認為消化好了，但他們自己也不知道，這還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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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春夜雨霏霏》在孫犁的“荷花澱派”上找影子，仿佛貼切一點。莫言的發表的第一篇小說《春夜雨霏霏》，著實有些秀雅的影子，也著實在嚐試“詩化”。小說是一封情書，以一個女人的角度訴說愛情，她的愛人在海島當兵，所以她要訴說思念。小說從題目看來美麗得很，內容也如泣如訴，隻是，你還是會看到“我的臉是曬不黑的玉蘭花瓣”，“我真想就勢撲進你的懷抱”，“我的傻姑娘”，“謝謝你，好妹妹”。看過這部作品，你覺得莫言那時候在戀愛，但戀愛的時間不長，因為在當兵，所以戀愛未幾就結婚了。所以他的詩化隨著那些風花雪月進入了愛情的墳墓，婚姻生活讓作品在淡化情節的同時，還是那些莫言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