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說：
“樹立一個屬於自己對人生的看法，開辟一個屬於自己領域的陣地，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人物體係，形成一套屬於自己的敘述風格。”(劉慧：《專訪莫言：超現實的想象力源自何處》，《北京晚報》，2012年10月13日。)
的確，在自己的陣地上，講自己的故事最得心應手。然而，莫言還說：
“自己的故事總是有限的，講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須講他人的故事。於是，我的親人們的故事，我的村人們的故事，以及我從老人們口中聽到過的祖先們的故事，就像聽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樣。從我的記憶深處湧出來。他們用期待的目光看著我，等待著我去寫他們，我的爺爺、奶奶、父親、母親、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兒，都在我的作品裏出現過。還有很多的我們高密東北鄉的鄉親，也都在我的小說裏露過麵。當然，我對他們，都進行了文學化的處理，使他們超越了他們自身，成為文學中的人物。”（莫言：2012年12月7日，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的瑞典文學院演講實錄。）
有些人已經死去了，真的回到泥土裏，比如爺爺，《大風》中“我爺爺”的原型比小說人物還有神采，《生死疲勞》裏的“單幹戶”也有爺爺的影子。比如母親，她的偉大、寬厚、忍辱負重、寧折不彎等等極具個性的品質特征得以映射，在形象的豐富性上也比其親人多的。莫言常常請母親出來，讓母親在他的作品中或者潑辣凶悍、或者溫柔賢良，或者吃苦耐勞，而其他親人，就不如母親出場多了，即母親是莫言的絕對主角，足見其感情至深。
有些人從未離開過這片土地，今後也不打算離開，比如莫言小說中的父親形象，或是強硬剛猛，或是冷峻異常，但基本形象有雷同，最具代表性的是《爆炸》、《蛙》裏的“姑姑”。有些人一旦離開了，就又想回來，比如，從台灣回來的叔叔。還有些人，或者從來就不屬於這片土地，比如傳教士、知青、右派，但一旦來到這片土地上，他們就各顯神通、熱鬧非凡。
（一）我爺爺和男人們
莫言其人
我想莫言是個渾身泥土的孩童。在訴說“我爺爺”之前，先說說“我”這個“男人”。什麼才是真正的男人？莫言認為要有責任心、包容心、事業心。事業並不是錢和榮譽，而是作為人類該有的追求。鄉村的男人多半為衣食所苦，城市的男人多半為精神空虛所困，而莫言喜愛的是簡單、樸素、相對悠閑的生活。我想，一個高產的作家，的確喜靜怕燥，因為在太多的作品中，他早已把所有的浮華、嬉笑怒罵經曆過。
莫言在領取諾貝爾獎的時候，發表了關於童年的演說，他說：
“上世紀六十年代，我上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學校裏組織我們去參觀一個苦難的展覽，我們在老師的引領下放聲大哭。為了能讓老師看到我的表現，我舍不得擦去臉上的淚水。我看到有幾位同學悄悄地將唾沫抹到臉上冒充淚水。我還看到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學之間，有一位同學，臉上沒有一滴淚，嘴巴裏沒有一點聲音，也沒有用手掩麵。他睜著大眼看著我們，眼睛裏流露出驚訝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後，我向老師報告了這位同學的行為。為此，學校給了這位同學一個警告處分。多年之後，當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師懺悔時，老師說，那天來找他說這件事的，有十幾個同學。這位同學十幾年前就已去世，每當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這件事讓我悟到一個道理，那就是：當眾人都哭時，應該允許有的人不哭。當哭成為一種表演時，更應該允許有的人不哭。”(莫言：2012年12月7日，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的瑞典文學院演講實錄。)
周國平在自傳中說:
“小時候，我是一個敏感到有些病態的孩子，這種性格使我一方麵極為關注自己的內心感受，另一方麵又拙於應付外部世界，對之心存畏怯和戒備。……敏感和淡薄——或者說執著與超脫——構成了我性情的兩極。”（周國平：《歲月與性情》，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4月版，第3頁。）
在周國平那裏，童年無小事，“旁人看來瑣碎的記憶有可能對本人性格的形成發生過重大的作用”。莫言也因為“敏感和淡薄”而時常哭泣，他常常覺得很怕，也不知道怕什麼，也因為這些恐懼和哭泣隻屬於瑣碎的記憶而塑造了他的童年。孩子們的哭泣在日後會被慢慢治愈，隻是周國平的敏感還是讓他走向了哲學之路，莫言的哭泣則成為他的警鍾，讓他在以後的日子裏，努力做一個“敢於不哭”的人。
1
1955年2月17日，農曆正月二十五上午，星期四。這天是乙未年戊寅月己酉日，出生的孩童肖羊。莫言說，自己的性格大概很像羊，綿羊。還說自己是：
“那種軟弱善良的人，是那種缺乏鬥爭精神、寧願自己吃虧也願意息事寧人的人，我的缺點是優柔寡斷，幹不了大事，優點是能夠耐心做事，比較容易相處。”(莫言：《關於男人和女人》，《莫言對話新錄》，文化藝術出版社，2010年2月版，第287頁。)
莫言生在山東省高密縣河崖鎮平安村，即今高密市膠河疏港物流園區平安村。當時上五年級的大哥放學回家，就看到了大奶奶口中這個“拉小車的”，他看到莫言滿臉皺紋，閉著眼，忍不住說：
“怎麼這麼難看？”（毛維傑：《童年的莫言》，《莫言與高密》，莫言研究會編，中國青年出版社，2011年版，第73頁。）
按照高密東北鄉的習俗，莫言是生在泥土上的。北方人與泥土的親熱或者農民對於泥土的鍾愛，是可以把靈魂交給土地的，因為土地養育了他們的身軀、思維，在這樣的傳統觀念下，莫言的出生注定離不開泥土。莫言在散文中寫到：
一九五五年春天，我出生在高密東北鄉一個偏僻落後的小村裏。我出生的房子又矮又破，四處漏風，上麵漏雨，牆壁和房笆被多年的炊煙熏得漆黑。根據村裏古老的習俗，產婦分娩時，身下要墊上從大街上掃來的浮土，新生兒一出母腹，就落在這土上。……我當然也是首先落在了那堆由父親從大街上掃來的被千人萬人踩踐過、混雜著牛羊糞便和野草種子的浮土上。(莫言：《超越故鄉》，《莫言文集·小說的氣味》，當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368頁。)
這被仔細地複製在小說《豐乳肥臀》中：
馬洛亞牧師提著一隻黑色的瓦罐上了教堂後邊的大街，一眼便看到，鐵匠上官福祿的妻子上官呂氏彎著腰，手執一把掃炕笤帚，正在大街上掃土。……她悄悄地、專注地把被夜露潮濕了的浮土掃起來，並仔細地把浮土中的雜物揀出扔掉。
……上官呂氏把簸箕裏的塵土倒在揭了席、卷了草的土炕上，憂心忡忡地掃了一眼扶著炕沿低聲呻吟的兒媳上官魯氏。她伸出雙手，把塵土攤平，輕聲對兒媳說：“上去吧。”
……兩行清淚。從上官魯氏眼窩裏湧出。她咬著下唇，使出全身的力氣，提起沉重的肚腹，爬到土坯裸露的炕上。（莫言：《豐乳肥臀》，《莫言文集》，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頁。）
莫言身下的泥土自然不會隨著他的成長被遺忘，反而在他的作品中不斷重現。
父親掃來的泥土，這大概也是莫言有關男性長輩最早的接觸：一捧泥土。
2
1955年的第一天是臘月初八，喝臘八粥，可見這年出生的人和吃食逃不開關係了，加上莫言出生在正月，北方有種說法，正月出生的孩子不愁吃，這也有現實原因，因為北方過年，食物一般會比較豐富，一直持續整個正月。這一年從星期六開始，那天之後西方就迎來傳說中主複活的星期日。2月17日，水瓶座，根據西方星座學，他是一個現實主義者，有著自己的生存哲學。
莫言的生存哲學有個大前提，就是他並不受到待見，家裏人口多，他是公認的醜、饞、懶。周國平曾經說盧梭，一邊在《懺悔錄》中陳其劣跡，一邊為之自豪。我想莫言雖然沒有去寫什麼自傳，但有一點，他在很多公開場合或者自己的散文中毫不避諱小時候的饞、懶、醜，他也許並沒有為自己感到自豪，多半是無奈，有的時候還帶著懺悔的色彩，這些都是歲月給的生存困境。
關於醜，莫言在很多小說中敘述醜陋的人，想要了解習慣以記憶說話的作家，其實最該看的是他最初的小說，那時候應該最貼近自己。莫言這樣一個喜歡拿記憶說話的人，在寫作之初，即便選的題材是自己並不熟悉的軍旅題材，但文章中有自己的影子是肯定的了。《醜兵》就不用多說了，說的是別人醜，“我”是個美男子，但醜的人心靈美，而“我”則大打折扣。這怎麼看著像是莫言對於自己心裏的代償呢？
《黑沙灘》裏有個場長：
“他那又黑又瘦的臉，禿得發亮的腦門，被煙草熏得焦黃的牙齒，刺人的小眼睛，都使我們這些新兵瞧不起他。”（莫言：《黑沙灘》，《莫言文集·白狗秋千架》，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56-57頁。）
瞧，“刺人的小眼睛”，莫言的眼睛小，所以很多描寫“醜”的文章裏，都少不了這個“小眼睛”。莫言戲謔自己是“土豆堆裏最蹩腳的土豆”(莫言：《嗅味族》，《山花》，2000年第10期，第51頁。)，“一頭亂毛，兩隻小眼睛，一個塌鼻子，兩扇大耳朵——原來我是這樣子的一副好模樣，怪不得我的一個姐姐經常罵我‘氣死畫匠’。”
在《我和羊》裏，莫言提到：
我的童年醜極了，小臉抹得花貓綠狗，唇上掛著兩條鼻涕，鄉下人謂之“二龍吐須”……飯量極大，好像餓死鬼托生……本來是個好苗子，可惜正長身體時餓壞了坯子，結果成了現在這個彎彎曲曲的樣子。（莫言：《我和羊》，《莫言文集·會唱歌的牆》，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1頁。）
關於饞，那是饑餓帶來的後遺症，以後就減輕了，莫言獲獎後跟家人慶祝的方式就是“吃餃子”，這麼多年，他對於餃子和高密的爐包百吃不厭，可見他不是真的饞，而是有個大肚皮想吃飽。
關於懶，多半是看書惹的禍，莫言癡迷看書的時候，往往是牛羊挨餓的時候。
加上孩子的天性是貪玩。我們小時候，老師布置的作業中還有“學做家務”呢！可見孩子們對“活”真的沒有多少主動性。我看過一期山村孩子的節目，有的孩子6歲就開始獨立了，因為學校裏家裏遠，所以必須獨立，比如要自己洗衣服，學校裏還沒有食堂，所以要自己做飯。可見，莫言的“饞、懶”並不是全然故意，多少有些客觀原因。
3
人的大腦大概到了三歲左右有奇妙的成長，同時會把以前的記憶忘掉，開始記住三歲之後的時候。當我在看一個哭泣的新生兒時，她也許就一兩個月，她認得我，我走後她哭了很久，但長大之後，她就忘了。我很想在她開始記得之前讓自己變得更好，這樣，我可以在她記得的時候知道我是個完美的朋友。3歲的莫言又記住了什麼呢？
1958年，大躍進，家人都被四分五裂了，鐵鍋和帶鐵的東西都充了公，5間屋打通了，住滿了大煉鋼鐵的陌生人，上小學的二哥和姐姐也要背上書包去背礦石，莫言和堂姐因為年紀小跟著奶奶住在大欄鄉姓陳的房子裏，吃飯從食堂打著吃，飯難以下咽。
1960年，莫言5歲，說自己上學了。在農村5歲上學簡直是天方夜譚，這也不是因為父母要對這個孩子進行早慧教育，而是要逃避上幼兒園。平安村被劃為國營的膠河農場管轄，農民成了農業工人，所以他們就像城裏的孩子一樣進了幼兒園。幼兒園的幾個女人除了克扣孩子們的口糧，還對孩子們進行軍事化管理，非打即罵，饑腸轆轆是常有的，鼻青臉腫也是常有的。莫言一上小學，就等於脫離了幼兒園，口糧也不會分去幼兒園，而是分到自己家裏，同時也免於肉體懲罰。這段經曆被寫在了小說《鐵孩》裏，那些女巫一樣的老婆子，虐待孩子，孩子們因為饑餓難耐，竟覺得鐵津津有味。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一直不明白為什麼幼兒園老師可以如此殘忍地對待孩子，克扣孩子的口糧？這等喪失人性的事情怎麼做的出來。有一天，當我聽說丈夫小時候因為吃不下“生米飯”挨餓的故事，我徹底相信了，那時候，學生每個月交給學校口糧，然後在學校食堂吃飯，老師為了多一些糧食喂豬，就故意把米飯蒸得很生，學生不吃，就可以喂豬了。
莫言說自己上過好幾個一年級，說自己上小學的時候是1960年，也就是5歲，但上了幾個一年級說不清，就算是上了“兩個一年級”吧，那小學二年級大概是1963年左右。這樣比較符合1966年上五年級時候輟學。我覺得到不一定是上過好幾個一年級，是把一年級當成幼兒園上。剛上學的莫言背著母親給縫的藍布書包，書包裏放著幾本卷了皮的書，大哥讀過的高年級的書也放在裏麵，此外，還有一塊石板，幾隻半截的石筆。石筆，我懷疑就是類似粉筆的東西，隻不過在那個年代更為粗糙和簡陋。即便是這樣，鼓鼓的書包也足以讓莫言心生炫耀。我能體會這種心情，當年，父親、母親帶著我，遠遠地站在校園外麵，我看到老師帶著一幫小朋友彈琴唱歌，心生羨慕，母親問，你喜歡嗎？我點點頭。後來，當我真的進入這樣一間學校的時候，很快因為愛哭，不喜歡遵守紀律被排斥在外，不開心，不想上學。隻是偶爾，在回憶那段時光，有香香的雞蛋湯和大饅頭的記憶，總之，我也是個愛吃的孩子。
因為家離學校很近，莫言就早早地到校：
“穿著開襠褲，兩個褲腿高低錯落、參差不齊，兩通黃鼻涕拖到嘴上，每隔半分鍾就吸溜一次，吸不動了就掄起袖子一掃而光，冬天的衣袖似戰士的鎧甲，閃閃發光。”（毛維傑：《童年的莫言》。《莫言與高密》，莫言研究會編，中國青年出版社，2011年版，第74-75頁。）
那時候的他愛哭，課間時候，就跑回家，不是喝水就是搬幹糧。在班裏年齡最小，自然屬於弱勢，最大的孩子都已經長胡子了，自然比莫言壯實。
4
年齡小在農活麵前可沒有特權，放了學，就是做活時間，比如挖野菜、放羊。
那時候家家戶戶還吃一種野菜飯，這種飯《嗅味族》裏有介紹，一餐飯有黑糊糊野菜湯和發了黴的鹹菜蘿卜條，所以莫言就要到河岸上挖一種叫做“齊齊毛”的野菜。莫言常常在這種時間癡迷看書，加上喜歡聽故事，平日裏還喜愛評書、“貓腔”，更加沒時間去做“活”，也就“懶”了。記得在餘華的小說《活著》裏，有慶喜愛自己的羊，為了羊來回奔跑壞了好多鞋，即便光著腳也要給羊割草吃，莫言的《夢境與雜種》裏，也有一個課餘時間放羊的小羊倌。
莫言在《檀香刑》的後記中說：
“我小時經常跟隨著村裏的大孩子追逐著閃閃爍爍的鬼火去鄰村聽戲，螢火蟲滿天飛舞，與地上的鬼火交相輝映。遠處的草地上不時傳來狐狸的鳴叫和火車的吼叫。經常能遇到身穿紅衣或是白衣的漂亮女人坐在路邊哭泣，哭聲千回百晰，與貓腔唱腔無異。我們認為她們是狐狸變的，不敢招惹她們，敬而遠之地繞過去。聽戲多了，許多戲文都能背誦，背不過的地方就隨口添詞加句。”（莫言：《檀香刑》，《莫言文集》，當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378頁。）
可見，戲文也是莫言創作的一種源泉。
其實童年的樂趣還包括“跑龍套”，莫言敘述道：
年齡稍大之後，就在村子裏的業餘劇團裏跑龍套，扮演一些反派小角，那時演得是革命戲，我的角色不是特務甲就是匪兵乙。（莫言：《檀香刑》，《莫言文集》，當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378頁。）
這種經曆在《我們的七叔》裏有寫到，裏麵的七叔為了不離開他的寶貝衣服還整日跟著他們這些“演員們”趕場呢！
5
莫言的饞則是有目共睹的，在“饑餓的荒唐”那一章節裏，就著重寫莫言的吃，包括這饞。莫言偶爾也在小說裏細數他做過的壞事，比如《酒國》裏，“莫言”辦得的壞事被娓娓敘述而來，
那小子從小就不是個好東西。六歲時他點了一把火燒了生產隊裏的倉庫。九歲時迷上了一位姓孟的女教師，一天到晚圍著人家的屁股轉，十分討人厭。十一歲時去偷西紅柿吃被人逮住挨了一頓好打。十三歲時偷蘿卜被捉住當著二百多民工的麵向毛主席的寶像請罪，這小子記性不錯，背書一樣，把人逗得樂哈哈，回家被他爹臭揍一頓，腚都打腫了……（第五章四）
後來，莫言因為寫作文常常受到表揚，尾巴就翹起來了，話多了，人調皮了，更饞了。喜歡多說話，看熱鬧，冒傻氣，作怪，比如跟人比賽偷吃學校裏的煤塊兒，喝墨水。一次，因為喝了一整瓶的民生牌墨水，莫言滿口藍牙，麵目猙獰，正好被老師看到，譏諷他是“高級知識分子”，他還看不慣老師用普通話講話，上課做小動作，因此常常被老師罰站。
最經典的事件，就是因為口沒遮攔在學校受到警告處分。莫言很怕父親知道，但村裏姓薛的閑漢還是告訴了父親，父親問他的時候，他隻有坦白從寬，父親反倒是舍不得打死這個“禍害”。那個年代，受到處分是極其不光彩的處罰，有些要記入檔案，跟隨一生。莫言在處分撤銷後，每次填表還在猶豫是不是寫上自己曾經的處分。其實本來小學生的處分就不必寫進檔案，加上是撤銷的處分，莫言的擔憂多餘了好多年。
6
1966年莫言上了5年級，文化大革命來了，“文革”剛開始，莫言也編過順口溜，批“三家村”：
“三家村、四家店，都是一些大壞蛋。鄧拓吳晗廖沫沙，三人合夥去偷瓜”。(毛維傑：《童年的莫言》，《莫言與高密》，莫言研究會編，中國青年出版社，2011年12月版，第82頁。)
隻是沒多久，就被老師告知過時了。
在上海讀大學的大哥回家探親，說起了上海的“一月革命”，造反派如何奪權。上大學的哥哥還說他們這幫小孩子不是造反，就會拍老師馬屁，莫言受到刺激，立馬跟一幫孩子成立了“蒺藜造反小隊”，蒺藜呢，是一種農村的植物，有刺，象征著他們有刺，能紮人。接著出了“蒺藜造反小報”，莫言大筆一揮寫了首詩《造反造反造他媽的反》：
“造反造反造他媽的反，毛主席號召我們造反！砸爛砸爛全砸爛，砸爛資產階級教育路線”（葉開：《莫言評傳》，河南文藝出版社，2008年版，第89頁。）。
結果第二天，小隊成員集體叛變，都向老師報告，老師則認為不是他在挑頭，他才多大點人呢？挑頭的肯定是他大哥。父親害怕被告到他大哥的學校，會連累大哥的前途，所以沒少罵他，在《枯河》中，小虎的哥哥因為小虎失去了參軍的資格，也加入了拷打小虎的隊伍，這種“連累”心理展現無遺。
莫言他們還占據了學校的黑板報，開展革命的攻擊，其中“最有麵兒”的事情是和杜雲雨幾個人一起去青島串聯，結果“丟了麵兒”。一眾小崽子走到膠州就累得“草雞”了，蓬頭垢麵，天黑了，住在了一個旅館裏，夜裏還尿了床，一大早像是做賊一樣結夥逃了出來，垂頭喪氣地回了家，回到家就挨了家人的一頓臭罵。
有一個星期六的下午，莫言夥同幾個同學，來到學校，由於對老師的課程安排有意見，群起毀掉了張老師用紙牌做的課程表。張老師請莫言的父親來修，回去後莫言就受到了父親的體罰。後來“紅衛兵”來了，派別鬥爭起來了，打校長、鬥老師，大字報滿天飛。學校站隊，出身貧下中農的學生站在一塊，出身“地、富、反、壞、右”加上“富裕中農”的站在一塊，沒多久，又改了，允許“富裕中農”跟“貧雇農”站一個隊伍。莫言出生在一個富裕中農家庭，在那些極“左”的年代，中農隻是革命的“團結對象”，是沒有社會地位的，加上大爺爺家是地主，一個堂叔在台灣，全家總感到抬不起頭來，隻能逆來順受地過著艱難的日子。因為成分不好，加上“文革”中的表現，莫言離開了學校，這個低調、平淡、沉默、瘦弱的學生就再也沒上過學。中學更是不可能上了，即便大欄聯中就在本村小學的路南邊，但成分不過關啊，堂姐因為家裏是貧農就上了中學，但很快因為“文革”退了學，莫言後來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