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寫的是記憶，但書寫的故鄉並不等於真實的高密東北鄉，2004年，在接受《新京報》采訪時，他說：
“現實中的山東高密，和我小說中的山東高密，基本上不是一個地方了。
至於寫作中的故鄉，實際上是關於故鄉的記憶，而不斷地回憶自己的記憶的過程，就是創造故鄉的過程。”
就是說寫作資源是：
“至於所謂資源，好有一比：假如故鄉是一片樹林，而樹上的鳥是資源，那麼，總會有鳥飛來飛去。今天飛來西伯利亞的天鵝，明天也許飛來馬來半島的金絲燕，當然也允許東京的烏鴉前來築巢。”（莫言：《用自己的腔調說話》，《莫言對話新錄》，文化藝術出版社，2010年2月版，第433頁。）
所以，在莫言的作品中，你可以在《豐乳肥臀》、《蛙》中看見生於浮土的上官金童和上官玉女，你可以在《透明的紅蘿卜》裏看見徹骨的饑餓，你也可以在《枯河》、《罪過》中看見如水的孤獨，這個高密東北鄉有的時候還是遊走的，逃離的，就如透過《紅高粱》開始有國際知名度的莫言；還被曆史的時間和空間放大的民間留存，那就是《檀香刑》。
莫言一共有十一部長篇，其中“兩個家族”作為兩部由中篇小說連接而成的兩部長篇小說——《紅高粱家族》和《食草家族》，反應城市生活的《十三步》、《酒國》，另外就是電視劇改編而成的小說《紅樹林》，還有六部特色各異的長篇小說《天堂蒜薹之歌》、《豐乳肥臀》、《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勞》。
莫言還有二十餘篇中篇小說，八十餘篇短篇小說，近年來，他已經少有中短篇問世，一般是長篇或者劇本，莫言把自己的中短篇小說歸為“故鄉、夢境、傳說與現實”四個類型，除了小說，莫言還有影視劇本以及由其小說改編的影視劇，散文上他從來不排斥虛構，還常常在訪談中妙語連珠。
（一）兩個家族
1987年，莫言32歲，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了他第一部長篇小說《紅高粱家族》，1993年，莫言38歲，華藝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長篇小說《食草家族》。這兩個家族都是幾部中篇小說的集合，莫言的這種寫法更像是對自己熟悉的題材一次次擴張，或者是一旦找到了一個寫作的種子，就不肯輕易販賣他，而是不斷地加工，讓原本的小種子長成參天大樹，隻是不要忘了，書寫家族最大的野心之處，就是要找到家族的根源，怪到論者在研究家族的時候，喜歡放在“尋根文學”的語境裏。
1
《紅高粱家族》是由《紅高粱》，《高粱酒》、《狗道》、《高粱殯》、《奇死》五部分組成，這五部中篇的順序並不是按照小說發表先後的順序寫成的，而是大體將我奶奶和二奶奶的故事分開，然後基本按時間順序排列這五個故事。《紅高粱》在故事時間上發生的最早，那時候我奶奶要嫁給一個麻風病人，日本人也還沒到達這篇神奇的土地，有的隻是關於“我爺爺”和“我奶奶”的傳奇。
《紅高粱》發表在1986年第3期的《人民文學》上，隨之一炮而紅，《小說選刊》、《中篇小說選刊》、《新華文摘》於同年轉載，並獲的了1986年，年度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這篇小說寫得則更早，可以說是莫言對於故鄉那片紅高粱最初的奇想。隨後，1986年第4期的《十月》登載了《狗道》，1986年第6期《昆侖》登載了《奇死》，1986年第7期的《解放軍文藝》登載了《高粱酒》，1986年第8期《北京文學》登載了《高粱殯》，至此，《紅高粱家族》係列刊登完畢。
關於《紅高粱》的發表，還有一段曲折，當時各大編輯部爭相搶稿，不過還沒有高價優先的惡性競爭，莫言的《紅高粱》本來是寫給《人民文學》的，當時的《人民文學》每期發行100多萬冊，要在上麵發表一篇文章基本上就可以提幹、漲工資、加入中國作協。1985年，王蒙任主編的時候，大力推進小說類型，比如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就被王蒙稱作：
“令靈魂出竅，能讓《人民文學》脫下代表天安門廣場的、領扣扣得緊緊的中山裝的小說”。
在這種情況下，朱偉隔幾天就來看看莫言的進度，直到有一天，莫言說，寫完了，剛剛被《十月》的章仲鍔拿走了。朱偉急了，事先說好的，你怎麼就給他了呢？莫言很無辜，人家說要看看，看完了就一定要拿走。章先生是很好的人，莫言說，他也不好拒絕。年輕氣盛的朱偉就盛氣淩人地給章先生打電話：
“老章，你是前輩了，這稿子是莫言說好給《人民文學》的，你怎麼能不講道德就把稿件拿走了呢？如果文學界都想你這樣，那還有信義嗎？你馬上把稿子給我退回來。”（朱偉：《我認識的莫言》，《三聯生活周刊》，2012年第42期，第63頁。）
章先生是《十月》的創始人之一，朱偉在回憶這段往事時，連說章先生雅量，要知道那是前輩啊，他還感謝章先生嘴角寬厚的笑。我想也是因為這個原因，莫言把《狗道》給了《十月》。
莫言坦陳這樣的中篇湊起的長篇難免對於情節沒有更好的簡繁把握，甚至很容易重複，但這幾篇中篇的確篇篇精彩，無疑，在《紅高粱》續集製造中，莫言成了贏家。莫言在書的卷首說：
“謹以此書召喚那些遊蕩在我的故鄉無邊無際的通紅的高粱地裏的英魂和冤魂。我是你們的不肖子孫。我願扒出我的被醬油醃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個碗裏，擺在高粱地裏。伏惟尚饗！尚饗！”
如此看來，他的懷揣的是一顆赤子之心，充滿懺悔的心，隻是祖先會不會來享用，這是未知，就像上帝始終不肯說出他的模樣，很多書寫不過是想讓原本被遺忘的故土重新被記起。
《食草家族》是由《紅蝗》、《玫瑰玫瑰撲鼻香》、《生蹼的祖先》、《複仇記》、《二姑隨後就到》、《馬駒橫穿沼澤》六個中短篇組成的，其中《紅蝗》、《生蹼的祖先》是中篇小說，《紅蝗》發表在1987年第3期的《收獲》上，《生蹼的祖先》發表在1988年10月《長河》的創刊號上；而《玫瑰玫瑰撲鼻香》、《複仇記》、《二姑隨後就到》、《馬駒橫穿沼澤》是短篇小說，《玫瑰玫瑰撲鼻香》發表在1988年第1期的《鍾山》上，《複仇記》和《馬駒橫穿沼澤》發表在1988年第11期的《青年文學》上，《二姑隨後就到》則發表在1993年第7期的《人民文學》上。同樣是對於作品順序做了微調，組成了長篇小說《食草家族》。
這個家族因為淩亂，所製造的閱讀障礙比《紅高粱家族》還要巨大，所以小說陷入了一片批評聲中。很多人指責莫言在奇幻的敘述中漸行漸遠，已經失去了傳統小說般的可讀邏輯，莫言在《食草家族》的卷首說：
“這本書是我於1987年——1989年陸續完成的。書中表達了渴望通過吃草淨化靈魂的強烈願望，表達了我對大自然的敬畏與崇拜，表達了我對蹼膜的恐懼，表達了我對性愛與暴力的看法，表達了我對傳說與神話的理解，當然也表達了我的愛與恨，當然也袒露了我的靈魂，醜的和美德，光明的和陰晦的，浮在水麵的冰和潛在水下的冰，夢境與現實。”
或者，表達的欲望多了，難免要用淩亂找一個出口。
2
《紅高粱家族》是莫言選擇“紅高粱”作為一個載體來敘述他的故事，抗日與愛情，構成了小說的基本情節，還有一個內核，就是“紅高粱性靈”。莫言在《我為什麼要寫〈紅高粱家族〉》中談到：
“我小時候，氣候和現在不同，經常下雨，每到夏秋，洪水泛濫，種矮稈兒莊稼會淹死，隻能種高粱，因為高粱的稈兒很高。那時人口稀少，土地寬廣，每到秋天，一出村莊就是一眼望不到邊緣的高粱地。在‘我爺爺’和‘我奶奶’那個時代，雨水更大，人口更少，高粱更多，許多高粱稈兒冬天也不收割，為綠林好漢們提供了屏障。”（楊揚主編：《莫言研究資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4-45頁。）
這樣看來，“我爺爺”、“我奶奶”身上所散發出來的不羈的野性正是杆高的高粱所預示的。高粱是唯一可以存活的，在這之前，人們多半嚐試種植過各種作物，因為小麥、稻米這些矮作物在稍微有點農業經驗的人看來都是多產、口味好又利於銷售的，所以高粱就因為直挺挺易於存活的個性受人歡迎。再者，就是高粱的成群結隊與粗壯有力的精神。
我奶奶還待字閨中的時候，就猶如一片“嬌嫩的矮莊稼”。她其實嚐試過以“矮莊稼”的方式生存，直到生存不得。文章是這樣寫奶奶被財主單家看重的，說那年清明節，奶奶在秋千旁展開了她的青春氣息，正好被路過的單廷秀看見，於是決定許給兒子做媳婦。文章寫到：
那天，我奶奶在秋千架旁與一些尖足長辮的大閨女耍笑遊戲，那天是清明節，桃紅柳綠，細雨霏霏，人麵桃花，女兒解放。奶奶那年身高一米六零，體重六十公斤，上穿碎花洋布褂子，下穿綠色緞褲，腳脖子上紮著深紅色的綢帶子。由於下小雨，奶奶穿了一雙用桐油浸泡過十幾遍的繡花油鞋，一走克郎克郎地響。奶奶腦後垂著一根油光光的大辮子，脖子上掛著一個沉甸甸的銀鎖——我外曾祖父是個打造銀器的小匠人。外曾祖母是個破落地主的女兒，知道小腳對於女人的重要意義。奶奶不到六歲就開始纏腳，日日加緊。一根裹腳布，長一丈餘，外曾祖母用它，勒斷了奶奶的腳骨，把八個腳趾，折斷在腳底，真慘！（莫言：《紅高粱家族》，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版。本文《紅高粱家族》原文皆引自此書。）
可見此時的“我奶奶”全憑父母做主，自己並沒有多少野性的反抗。她脖子上帶著父親給的禁錮，她的腳是母親層層加緊的束縛。這樣的她還不自知，隻是滿目憧憬婚後的生活，十六歲的少女，所思所想都是少女的隱秘，即便是偶爾聽到他人議論自己的丈夫是個麻風病人，依然對父母心存祈願，認為父母不會如此狠心，僅僅為了金錢，就把自己嫁給一個麻風病人。殘酷的現實由不得她不信，在她出嫁那天，路過高粱地，她開始趨向於高粱的性靈。
剛剛上轎子的“我奶奶”還心存僥幸，她說：
“老天爺，保佑我吧。”
這跟中國農民的思維一樣，在遭遇不可解的困難的時候，最先想到的是求救於上蒼。可是在轎夫們惱人的顛轎和談論單家少爺的麻風病中，奶奶相信了，隨之哭泣了，這一哭就引起了一個轎夫的憐愛，這個轎夫就是日後的“我爺爺”——餘占鼇。隨後，高粱地裏的劫道歹人成就了我奶奶的勇敢，她哭泣是因為命運，她不怕歹人也因為命運，既然已經足夠悲慘，還有什麼值得害怕？她這棵“矮莊稼”把所有能嚐試的生存方式都嚐試了，最後不得不向高粱靠攏。於是，拿著剪刀反抗麻風病丈夫，不讓他挨身，回門的時候和餘占鼇偷情，對父母的冷漠開始冷眼相待，都是成長。
當餘占鼇殺死了單家父子，自然是兩個產生愛情的年輕人雙宿雙飛的好時候，可是，“我奶奶”偏偏不理餘占鼇，反而一心一意地籠絡住了單家燒鍋酒的生意。這種獨立的生存意識，正是高粱的性靈，也正是高直的杆兒所具有的堅韌和倔強。愛情故事講到這裏，似乎已經把一個女性的蛻變過程講述清楚，倘沒有日本人入侵，這就隻不過是一個關於堅強的女人故事，日本人令人發指的侵略，讓莫言把高粱成群結隊的性格高揚了出來。
4
抗日，在國人心中很難。因為幾朝幾代過去，中國人早已習慣了隱忍，但凡有條活路，絕對安於現狀，滿足於現世的安穩。莫言沒有戰爭經曆，所以在經曆過戰爭的人麵臨“寫不動”的缺憾時，他認為：
“我們可以通過別的方式來彌補這個缺陷。沒有聽過放槍放炮但我聽過放鞭炮；沒有見過殺人但我見過殺豬甚至親手殺過雞；沒有親手跟鬼子拚過刺刀但我在電影上見過。因為小說家的創作不是要複製曆史，那是曆史學家的任務。小說家寫戰爭—人類曆史進程中這一愚昧現象，他所要表現的是戰爭對人的靈魂扭曲或者人性在戰爭中的變異。從這個意義上講，即便沒有經曆過戰爭的人，也可以寫戰爭。”（楊揚主編：《莫言研究資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3頁。）
正因為如此，他需要一個獨特的視角，所以“我爺爺”、“我奶奶”這樣的全知視角，又是帶有回憶性質的他人敘述，便將未曾親曆帶來的荒唐感隱藏起來，可以大膽去理解和體諒未曾親曆的錯誤，因為本就是上一輩講述的事情，又何必較真？
“紅高粱性靈”在共同抵禦外來入侵的時候就是“民族精神”了。民族精神的核心之一就是凝聚力，一個人稱不上民族，幾個人也稱不上，大家夥的心湊在了一起，願意為同仁去報仇雪恨，願意把生命交給他人，這才是民族性。關於激發民族性，莫言用了殘酷的場麵——活剝人皮，《紅高粱家族》一直受到好評，獲了獎更有說服力，拍成電影征服了外國人，多多少少有些許揚眉吐氣，也成就了鞏俐，多多少少讓這個山東姑娘一邊感謝家鄉，一邊開始自己的國際之旅。我以為，《紅高粱家族》好就好在把血腥放在一種激發民族性的高度，絕不是嘩眾取寵。
可是小說在激發民族性上並沒有讓人物都活著，而是讓女性死去，男性留存。我以為女性的死去在戰爭中更顯殘酷，因為她們並不是直接的反抗者，甚至在死亡來臨的時候會跪地求饒。奶奶被日本人打死，二奶奶被日本人強奸致死，小姑姑被日本人用刺刀挑死……而“我爺爺”、“我爸爸”、“我”活得好好的。男性的活旨在保留民族的種姓，女性的死旨在歎惋命運的悲劇和彰顯外來者的殘忍。
在談到《紅高粱》的原型時，莫言說：
“《紅高粱》源自一個真實的故事，發生在我所住的村莊的鄰村。當時日本鬼子為了報複某個村莊的村民對他們的攻擊，準備對這個村莊進行報複。在路上，因為一個人指錯了方向，使得另一個村莊的一百多個百姓慘遭殺害。”（楊揚主編：《莫言研究資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頁。）
無疑，故鄉事在小說中已經被敷衍的支離破碎，甚至看不出原有的味道，那些拚湊的記憶聯合起來的畫卷，讓莫言完成了一次對於故鄉的逆襲，然而，他並沒有惡意，隻是想把那段蒼白的曆史展現得更加鮮活，或者把曾經的血腥訴說出來，又不至於讓人不忍卒看。
5
《食草家族》其實是對《紅高粱家族》“種”的退化的一種延續，也就是把“一代不如一代”放大，來思考“民族根”的喪失。《紅高粱家族》裏，“我爺爺”是個絲毫不畏懼死亡的傳奇大英雄，“我父親”則失去了半個卵子，仍然充滿血性，而“我”則是在城市中傻傻煎熬的凡人，野性在城市化的時間中喪失，種族精神被迫退化了，“紅高粱性靈”逐漸衰弱。《食草家族》則更加直麵種族的被迫退化。在這個過程中，小說誇大了“醜”，甚至被論者稱為沒有節製。賀紹俊、潘凱雄在1988年的評論文章《毫無節製的〈紅蝗〉》中批判了莫言對醜惡書寫的無節製，說莫言的發泄感無疑讓作品難讀：
“表現醜同表現美一樣，同樣需要一種嚴肅認真的寫作態度，也同樣需要依循一些最起碼、最基本的藝術規範，並非擺脫了美的拘謹約束，進人醜的王國，就可以漫不經心，隨意敷衍。”（楊揚主編：《莫言研究資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18頁。）
文章在表現醜惡上的失當，被論者敘述為完全失去了對於寫作的嚴肅態度，文章去誇張、去敷衍、去堆砌，醜變得不自然，是做作出來的惡心，甚至認為這種無節製模糊了甚至傷害了原本的宏大主題。我想，如果從“愛之深，責之切”的角度去看待莫言的“審醜”，就會對《食草家族》中的醜惡給與寬容，或許，越是無節製地堆砌醜惡，矯揉造作，越是因為實在心痛。
《紅蝗》作為《食草家族》的開篇其實是給《食草家族》定下了一個基調，因為從頭到尾，小說都在試圖討論差異。五十年前的蝗災和今天的“我”在報紙上看到蝗災的預警，五十年前的偷情和這個城市中無處不在的偷情，都成為一種關於“種的退化”對比。五十年前的蝗蟲和家族一樣有著對於草的喜愛，家族裏人人咀嚼茅草來淨化口中的異味，偏偏就四老媽不吃這一套，她頑強地抵抗，換來的是被休棄。這裏有著一種特殊的意味存在，抵抗類似蝗蟲，都不受歡迎，而蝗蟲偏偏在這種抵抗失敗的時候成災來襲，反倒成就了四老媽的硬氣。
四老媽的死在小說中成為一種抵抗的勝利，四老媽保住了她心中的高粱性靈，因為“食草家族”的人們並沒有像高粱一樣集體抱窩去彰顯氣節，而是像蝗蟲一樣泛濫成災將原本的種族傳統噬盡。五十年前的退化還不是最沉痛的，僅僅是冰山一角。五十年後，當我感覺蝗蟲啃噬的威力大不如前的時候，才真的到了退化的深度。因為“食草家族”連蝗蟲般的威力也不存在，五十年前因為蝗災爭吃人屍的饑荒都不複存在，蝗蟲的預警顯得微不足道。
偷情也流於世俗。五十年前，四老爺和四老媽分別有著相好，四老爺用計謀揭穿了四老媽和鋦鍋匠李大元偷情的事實，而後把四老媽休回了家，這直接導致了四老媽的死亡。五十年後，城市裏偷情的人更加毫無節製，並且絲毫沒有彼此拆穿的意思，就這樣幹耗著，戲謔著，這樣的道貌岸然背後是人與人之間欲望的橫流，隻關於欲望無關乎情感，人與人的涼薄成了城市情感的主題。然而，涼薄的人偷情卻不耿直，他們始終懼怕，不去擔當。
四老媽和李大元則更為耿直和野性，他們偷情也忠於這份感情，當李大元拿著雙槍去搶回四老媽的時候，在士兵的亂槍中，四老媽腰杆直直地坐在毛驢上，仿佛沒有懼怕。她死了，李大元也跟著殉情。五十年後，城市裏的車禍將那個黑衣女人帶走，顯然沒有毛驢上的四老媽充滿野性的風韻，而偷情的男人在被發現的時候則跪地哀求：
“是她……這個婊子勾引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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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蝗蟲”來鋪排這種退化，也頗具心思。蝗蟲這種粉嫩的小東西對於高粱情有獨鍾，這就是為何在大旱之年，必有大災。因為生命力頑強的高粱會被這小蟲子啃噬殆盡，人們就真的沒有食物。電影《一九四二》的一張海報直接是一隻被替換了人頭的蝗蟲，這在談論人性惡的層麵倒是可以聯係莫言的《食草家族》看看，他們很有默契地異曲同工。蝗災或者並不是最可怕的事情，最可怕的是人性的消弭，人一旦像蝗蟲一樣將傳統留存的“紅高粱性靈”啃食幹淨，剩下的靈魂就是退化的靈魂。
五十年前，四老爺看著蝗蟲出土，就像是看著一代代後人的相繼成長，其內心蒸騰起來的心痛與震驚恰好說明了種族退化帶來的不可接受。《食草家族》裏的幾篇小說被作者賦予了夢境排序，仿佛在為自己囈語般的敘述找到一個合理的理由。第一夢是《紅蝗》，第二夢則是《玫瑰玫瑰撲鼻香》。這個玫瑰的夢境直指“食草家族”的祖先，這個祖先甚至幻化成了一匹紅馬，馬是否象征著“戀母情節”並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一連串語言賣弄的夾縫中，紅馬和小老舅母親玫瑰同樣麵臨不可知的苦難與未來。故事看來頗為費神，主幹卻也簡單。玫瑰是遠渡過來的女人，“食草家族”吃青草、指上長蹼，這個“食草家族”的女人在被給支隊長養馬的黃胡子發現之前就已經身懷六甲，小老舅隨後出生了。玫瑰不久就被支隊長買走，隨後支隊長在賽馬比賽中輸給了同樣是河對岸過來的高司令，即使玫瑰已經懷了支隊長的孩子——“我”，還是被高司令強行帶走了。即便是撲鼻香，即便在敘述上已經把《紅蝗》中的“醜惡”宣泄有所收斂，但這個家族的祖先是美的，隻是遭遇的人是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