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女兒管笑笑，莫言很少提及，不久以前，我偶然看到有一篇關於莫言的評論，在2011年的《南方文壇》上，作者談論的是作品《蛙》，作者的名字叫做管笑笑。女兒為父親的作品寫評論，我私以為可以信以為真的東西很多，題目《發展的悲劇和未完成的救贖》，就值得玩味。文後標注，作者是中國勞動關係學院講師，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士生。在2012年的一組采訪照片上，我看到一個嬰兒小床，而杜芹蘭也坦言在家照看的是外孫女。管笑笑已經結婚生子，丈夫姓苗，莫言就隻有這一個女兒，在農村難免會被問及後代香火，莫言說，因為女兒、女婿都是獨生子女，所以可以要兩個孩子，正好一個姓苗，一個姓管，也算自己有了香火。
那管笑笑何時出生呢？莫言在《變》中稱，女兒出生於1981年11月3日，大哥主張起名為“愛蓮”，因為莫言第一篇小說發表在《蓮池》上，宋人周敦頤有《愛蓮說》，但莫言認為此名太俗，故起名“筱簫”，上學時候，老師覺得筆畫太多，故稱之為“笑笑”。《變》的開篇，莫言說2005年自己去意大利領獎的時候，是女兒陪著自己，女兒跟一個印度編輯用英語交談。2012年，莫言去瑞典領獎，帶著女兒和妻子。隻是如今，莫言一家三口入住酒店的感受，都可以成為一條新聞，就像，莫言獲獎，我很多年前買的一本《檀香刑》因為版本不錯，被翻了幾倍價格在網上公開兜售，書店裏莫言的書一時間全部售磬。
1983年，莫言在廂房裏寫《金發嬰兒》的時候，莫言的女兒才兩三歲，廂房的條件十分惡劣，莫言在高密老家找不到一個有爐子的房間，那間廂房寒冷極了，他穿著大衣、棉鞋、帶著棉帽、手套寫作，寫著寫著鼻子水就流下來了，春節結束後，回到學校的他耳朵都是凍瘡，流黃水。錢鋼已經是《解放軍報》記者處的處長就問他，你們家沒暖氣嗎？他隻好說他們整個高密縣都沒有暖氣，水缸在屋子裏都會結成冰，母親起來做飯，還要把厚厚的冰敲開。在這樣的徹骨寒冷中，手不聽指揮，字寫得一塌糊塗，但頭腦清醒，莫言記得女兒的很多尿布就掛在旁邊。有電燈但是老停電，一直到晚上十二點才來電，用電的高峰全停電，沒電的時候，就用蠟燭，還舍不得老用，那東西太貴，所以就點油燈。一夜下來，莫言的鼻孔裏全是黑的。
1995年，笑笑6歲，和母親離開山東，到北京與父親莫言生活在一起，這一年莫言正在構思小說《豐乳肥臀》，妻女的到來，正好照顧他。這個管笑笑在莫言那裏被提及的實在太少。這個女兒讀過北大附中。莫言在《國事家事天下事》的演講中，提到女兒的學校和日本早稻田大學附中交流，女兒見到了通信已久的日本男生——田中佑輔。女兒先是對滿頭黃毛的田中佑輔很是失望，認為這不是一個好孩子，後來女兒和田中在彼此關於日本卡通灌籃高手、櫻桃小丸子的談論中增加了好感，覺得這個孩子還不錯，再後來，女兒跟田中佑輔接觸久了，覺得這個男孩跟自己很多習慣是一樣的，比如喜歡“絞頭發，絞得滿頭都是圈圈”，（莫言：《家事國事天下事》，《莫言講演新篇》，文化藝術出版社，2010年2月版，第20頁。）莫言本借此來說明中日間的孩子們應該常常建立友誼，這樣才能避免再次的戰爭。可是，莫言在談論女兒講起日本男孩的時候，用了詞語“滔滔不絕”和“眉飛色舞”，我突然發現了一個小說家女兒對於語言的天然親近，但願我不是捕風捉影，因為莫言應當為有這樣一個聰慧健談女兒感到無比開懷，以至於說起女兒的一件小事也忍不住“眉飛色舞”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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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兒或者是受了父親的影響，喜歡用信紙手寫書信，也對毛筆字有著濃厚的興趣，所以有的時候就用鋼筆或者毛筆、宣紙給父親寫信，莫言很喜歡這些作品，也很感動，就把女兒用宣紙寫的信貼在客廳牆壁上，有空便細讀品味。管笑笑跟很多女孩一樣對這個世界有著好奇心。大伯管謨賢、朋友毛維傑到莫言家裏來，笑笑對《周易》產生了興趣，就纏著大伯給講，《周易》裏麵有些術數的東西，跟算卦有些關係，謨賢在一張報紙上邊給她講，邊寫，她聽得很滿足。隨後讓大伯給爸爸拆個字，莫言看了一眼牆上的書法，隨口說了一個“草”字，一會兒，就拆解了出來，還是個“小過”卦，莫言在書房裏拿出一本線裝的《周易》查找出原文，謨賢根據書上所描寫的一句句批講，其中有一句是告誡人，說話、辦事、創業不要太過。笑笑把話茬接過來，說，爸爸作為一個名人自然不能不注意分寸。時間很晚了，莫言妻子提醒笑笑不要煩大爺了，謨賢就和維傑走了。這次前來是為了建“莫言文學館”來拿資料的，所以莫言贈書一個包裝不下，杜芹蘭就又拿出一個包，書很沉，莫言沒同意大家打車，就和妻子每人推一輛自行車，打算送他們走。
地安門西大街上，幾個人推著自行車的普通人，那時候，沒有人認出這是莫言，你會突然發現說不定當作家比起當明星來就這一點好，可以選擇生活的相對獨立性。所以很多時候，我喜歡明曉溪的處事方式，她從不在公開場合露麵，照片從網絡上也找不到，打從一開始，或者是出版社為了製造效果的想法，但卻讓一個女子遠離著世間的紛擾。隻是，諾貝爾文學獎頒發之後，不知道莫言還有沒有這種清淨。
女兒從小學到高中的應試作文，莫言都讀過，但都看不出什麼變化來，倒是女兒寫的隨筆和日記比較有真情實感，可以顯現出一些文學的才華和少女的情懷。莫言覺得這樣不對，我們的孩子用兩種筆調寫文章，跟“文革”時候用兩種話語體係講話，有什麼區別嗎？孩子們也知道，寫假話，抒假情，就可以考上好的大學。莫言沒正經上過初中和高中，所以上中學的女兒如果問他一些語文方麵的問題，莫言給不了一個確定的答案，隻能含糊其辭，最後建議她找老師解決問題，以老師的答案作為解決問題的標準。莫言說，他骨子裏藏著一種自卑，沒受過完整教育的自卑。
女兒的數理化知識，他已經不能過問了，現在的語文課本改革，也成了一個體係，跟莫言那時候讀的哥哥的教材已經有了很大的差距。所以不敢給女兒貿然指導，也是怕她出問題，影響了考試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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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笑高考的時候，莫言寫了一篇文章《陪考一日》，莫言寫到，7月6日晚，帶著三天中各種需要的物品趕去學校，因為運氣好，女兒考試的地點在本校，所以可以提前說在校內培訓中心定了一個有空調的房間，熟悉的環境加上距離考場120米的就近距離，連妻子都說，真是佛祖保佑。
考試按說是考生們最緊張，其實是家長們更緊張，莫言嘴上沒說什麼，但坐在出租車上看見車牌的尾號是575，就開始暗自慶幸，覺得女兒要是考575分，那進入一個重點大學是沒有問題了。又看到有的車尾號是268，心情又沉重起來，要是考268分可就真的名落孫山了。結果過了一會出現一輛車，車牌尾號是629，頓時大喜，要真是629分，可真是好極了。不過，莫言接著敘述道，說女兒選了極不喜歡的理科，二模隻考了540分，怎麼可能考629分？要是能考575分就是天大的喜事了。
安頓好行李後，女兒就開始了緊張的複習，一會問《牆頭馬上》的作者是誰？一會兒又問高爾基是哪裏的作家？諸如此類，莫言所幸裝睡不理她，後來，折騰來折騰去的女兒終於睡著了。第二天考試，考試結束，“女兒的年級主任跑過來，興奮地對我說：莫先生，有一道18分的題與我們海澱區二模卷子上的題幾乎一樣！家長們也隨著興奮起來。一位不知是哪個學校的帶隊老師說：行了，明年海澱區的教參書又要大賣了。”女兒也出來了，說覺得考得不錯，作文寫得很好，題目是\"天上一輪綠月亮\"。
下午考化學，女兒本來感覺還不錯，但想起自己在化學卷子上添了一筆，所以顧慮重重，不知如何是好，哭了起來，莫言安慰她，不管用，讓她打電話給老師，老師說沒關係，也不管用，後來讓管謨賢打電話安慰她，她還是哭。莫言隻能說：退一萬步說，他們把我們的卷子當成了作弊卷，給了零分，我們一定要上訴，跟他們打官司。爸爸認識不少報社的人，可以借助媒體的力量，把官司打贏……（莫言：《陪考一日》，《莫言文集·會唱歌的牆》，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287頁。）
女兒折騰到一點鍾，才心事重重地睡了，莫言躺在床上心想，讓她把考試失利的事情忘了吧，後麵的數學和物理都是她的弱項。
我絲毫不懷疑這文章裏麵有誇張，但也有疑問，第一，為何選極不喜歡的理科呢？高考當真是個奇怪的東西。第二，2000年，19歲的笑笑考進的是山東大學外語學院，理科？文科？笑笑被保送到清華大學文學院攻讀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碩士學位，成績果真突出否？後來在北京師範大學攻讀現當代文學博士，這博士是考的？不過，我相信笑笑是個好學生，因為莫言低調，家風放在那裏，孩子也差不了。女兒跟著父親耳濡目染，自然喜歡文學，在文學上有所建樹也仿佛是必然的事情，2003年，管笑笑22歲，就創作出長篇小說《一條反芻的狗》，由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上學期間還在海南師範大學學報發表過論文《一個孤獨移民的家園想象——論〈午夜之子〉的家園書寫》，這些年，還發表了譯著《加百列的禮物》，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莫言2004年在演講《對故鄉的愛》中說，女兒教他不能用“個人的文學標準來衡量他人的作品”，（莫言：《對故鄉的愛》，《莫言講演新篇》，文化藝術出版社，2010年2月版，第11頁。）起因是莫言總說女兒這一代人是幸福的，天天吃饅頭，他那代人連紅薯都吃不飽。女兒卻說，紅薯多好吃哦，還反問吃飽了穿暖了就不痛苦了嗎？
從女兒的曆程上看，莫言這個父親或者沒在生活中盡到父親的責任，但還是給女兒盡量鋪好前進的道路。但莫言對待子女並不溺愛，有人問莫言，女兒成為一個少年作家，描寫的又是校園生活，覺得怎樣呢？莫言說，當時女兒拿出了19萬字的初稿，莫言看後隻是淡淡的說了聲，還行。他說自己對待女兒還是過於嚴格了，總給她定一些不切實際的目標，所以也在檢討自己什麼地方做的不好，對女兒最深的內疚就是打過她一次，成為他心中永遠難以逝去的痛。
莫言有遺憾，因為他本來想女兒讀哈佛，我想，每個在中國稍有成就的人就想讓孩子留洋讀書，或者可以看出中國的教育體製，是不是，有那麼一點問題？其實，我想，笑笑最大的財富是莫言那小型的圖書館，無論她喜歡什麼，應該都能找出來，還有，就是父親對於文學獨特的感受，應該給女兒一些啟發。女兒寫畢業論文，他總是要看一些書，也會給女兒一些題目作為指導，比如女兒要寫研究生的畢業論文，莫言就說可以寫寫世界文學裏的兒童形象嘛，或者，“女兒要用巴赫金的複調小說研究拉什迪，逼得我沒辦法，看了巴赫金分析拉伯雷的書。”（莫言：《說不盡的魯迅》，《莫言對話新錄》，文化藝術出版社，2010年2月版，第213頁。）難不成，莫言一直在做女兒那個最好的參謀？這是女兒要做研究啊？我突然不敢往下想了，隻是慶幸我父親是個普通工人。
如今，女兒成了父親的經理人，替父親發表聲明，或者打理一些事物，這些事情仿佛最順理成章，也最不重要，重要的是，笑笑對父親作品印象最深的是《牛》中的第一句：
那時候我是個少年。（莫言：《牛》，《莫言文集·師傅越來越幽默》，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1頁。）
愛恨交織
誰是好人
2012年，莫言在瑞典發表獲獎演說的時候，最後以“八個泥瓦匠”的故事結束。故事是：
有八個外出打工的泥瓦匠，為避一場暴風雨，躲進了一座破廟。外邊的雷聲一陣緊似一陣，一個個的火球，在廟門外滾來滾去。空中似乎還有吱吱的龍叫聲。眾人都膽戰心驚，麵如土色。有一個人說：“我們八個人中，必定有一個人幹過傷天害理的壞事，誰幹過壞事，就自己走出廟接受懲罰吧，免得讓我們好人受到牽連。”自然沒有人願意出去。又有人提議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們就將自己的草帽往外拋吧，誰的草帽被刮出廟門，就說明誰幹了壞事，那就請他出去接受懲罰。”於是大家就將自己的草帽往廟門外拋，七個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廟內，隻有一個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這個人出去受罰，他自然不願出去，眾人便將他抬起來扔出了廟門。故事結局我估計大家都猜到了——那個人剛剛被扔出廟門，那座破廟便哄然倒塌。（2012年12月7日，莫言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的瑞典文學院演獎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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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故事也出現在《金發嬰兒》中，如果故事本身是探討善惡的，或者探討真理的，那嬰兒的死算是對於紫荊出軌的懲罰，黃毛的入獄被看做是勾引人家老婆的懲罰，那黃毛和紫荊照顧瞎眼老娘，給老娘講故事，這樣做好事又有什麼獎勵呢？而作為一個在情感苦悶中恨不得抓住所有戰士的缺點的天球又該有什麼懲罰呢？大概就是文中沒有說出的殺死嬰兒之後的良心的譴責，和他在文中就失去的愛情和寧靜。也許，黃毛在給瞎眼老娘講這個故事的時候，就已經在考慮善惡的問題，這些問題的答案始終沒有一個標準，有的隻是用故事來表現其中的禪意。
仔細想來，說不定，《金發嬰兒》中還有一個禪意的象征，就是那個裸體的女人塑像，那女人沒有穿衣服，但卻引來無數人的合影，她不是真實的，有些人心裏是真實的，除了肮髒的性，恐怕還有戰士們對女性的美好構想，這也就是為何天球把妻子的照片貼合在裸體女人的身體上，有時候會看到那女人渾身金光。雕像是死的，堅守在那個位置，本沒有感覺，人們卻把自己的感念和體悟加諸在她的身上，但願每個人都可以通過她看透一些世事，對欲望保持一種冷靜，換句話說，這個塑像跟那座廟一樣，本沒有善惡，是人們自己決定是非善惡的。總之，泥瓦匠故事的魅力在於沒有一個是非善惡的標準，所以就不要嚐試一丁點的惡。總有一種命運的指引冥冥中是公平的，所以我們在對待人和事物的時候總會愛恨交織。
這也頗像莫言對於爺爺奶奶的感情，是常態的喜愛，又不經意覺得委屈。這些出人意料被恰如其分地安排在小說裏，莫言看來很是無辜，他被拋在成人的世界裏，被迫接受已經既定的身份磕絆。爺爺奶奶既是給自己愛的人，也是那個讓母親痛苦難過的人。女人的地位低，又彼此相輕。有句古話叫做“多年的媳婦熬成婆”，仿佛一切苦難就是等做了婆婆，可以在娶了媳婦的那一日，伸個懶腰。奶奶對莫言母親的刻薄與莫言母親對世事的隱忍，被他寫在小說裏，也敘述於訪談、散文當中。你很難想象，當家庭中的孩子多起來，就有了不受重視的理由。莫言的父親本就有兄弟，莫言的父親又不隻生了自己一個兒子，所以，奶奶並不待見母親，反倒是相對不好惹的嬸嬸更受奶奶疼愛。偷奸耍滑的受寵，踏實工作的受罵，莫言幼小的心靈就開始有關於母親的是非和公平意識。《五個餑餑》是莫言早期的作品，到了《夢境與雜種》，五個消失不見的餑餑再次出現，這讓母親蒙上偷吃冤枉的餑餑反複出現，可見當時母親受的委屈頗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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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在對待寫作這件事情上有的困惑，其實就是泥瓦匠在討論究竟誰該出去時所遇到的難題，解決好了則罷，解決不好就成了廟裏的人。莫言經曆過一個低潮期，就是1990年暑假的50天，他陷入一種迷茫，腦子裏什麼都沒有。眼前是高密縣城家裏。院子裏那一大片葵花地。他沒事就在葵花地裏轉來轉去，手裏拿著一個蒼蠅拍子，葵花地裏有各種巨大無比的綠黑蒼蠅，一下午他可以打死幾百隻蒼蠅。他說自己聯想到《靜靜的頓河》裏葛裏高利和阿克西尼亞約會的葵花地，隻是那葵花地顯然矮了，因為主人公需要蹲著，他就在這葵花地裏轉來轉去，院子裏是一條小狗，晚上月光照著，很安靜，他的心卻靜不下來，所以無法寫作。也許那時的煩躁讓他對自己愛恨交織。
這期間，他寫了一個武俠小說《革命樣板》，而他的《酒國》寫作時間是1989年9月—1992年2月，地點是：北京——高密。《酒國》裏提到過一片葵花地，李一鬥也提到了自己關於武俠小說的創作。《酒國》裏的莫言給李一鬥回信，說自己認為：
對一個作家來說，才華比什麼都重要。有不少人當了一輩子作家，寫了許多東西，也知道一切如何成為大作家的“法門”，但最終難成大器。這些人什麼都不缺，缺的是才華或才華不夠大。（第四章一）
這是莫言真實的想法，就像自己麵對葵花地，什麼也寫不出來，那時的他是絕望的，因為覺得自己的靈感沒有了，創作能力枯竭了。《酒國》則將他“無靈感”的苦悶表現了出來，《酒國》從1989年開始動筆，當時他在魯迅文學院學習，被餘華戲稱為勞動模範。那時候他身體不適還在苦苦堅持，因為有痔瘡，要跪在椅子上寫，非常痛苦，好在莫言那時候靈感勃發，十萬字可謂一氣嗬成。
1983年，3月31日的《中國青年報》，刊登了王蒙的《切莫擁擠在文學小路上》，這篇文章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文學紅火的年代，王蒙稱“文學不能產生文學，生活才能產生文學”，其實就是讓有文學夢想的人想清楚文學究竟可以給我們帶來什麼。凡是進入創作的低潮期，難免會思考這個問題，莫言在《酒國》與李一鬥討論文學與堅守的問題，李一鬥問莫言是不是“剛剛扔掉打狗棍，就回頭痛打叫花子”，意思是莫言剛剛有點名氣，是不是就不待見這些沒有名氣的文學愛好者們。李一鬥一邊讓莫言幫忙向《國民文學》推薦稿子，一邊決定猛攻一點，不及其餘，迅速拿下《國民文學》。這些敘述都屬於年輕的決定在文學路上漸行漸遠的生命。
其實，靈感已經很眷顧莫言了，他往往是那個站在廟外麵看一眾作家在廟裏麵卻無能為力。
殘酷與看客的愛恨情仇
莫言這一代作家都會讀魯迅，魯迅是那個時代少有的不被禁止的“五四”時期的作家，並且，魯迅的小說如果用心體會的話，除了那個時代鼓吹的反封建，其實有很多內涵，聰明的讀者如果細細品味，可以嚐出傳統與哲學的種子。莫言對於鄉村的獨特體會，跟他的出身——“富裕中農”，跟他的生活——鄉村，都有關係。
比如《檀香刑》，莫言說他從魯迅的文章中看到一種“看客”心理，就在想為什麼沒有人去理解“劊子手”心理。我想這裏麵有一層愛恨交織，在中國漫長的社會曆史中，殺人是一場大戲，既然是大戲，就沒有人體會“劊子手”，而是看殺人，正如劇情很吸引人的時候，沒有人會去體會演員的心情，劇情結束了，如果還是很震撼，那腦海裏隻有劇情。時間久了，你就忘記“劊子手”是誰了？哪裏還有他們的“心情”？正因為中國人的“看客”心理，才讓人忽略了“劊子手”。況且，魯迅是一個主張不把毛毛蟲寫進小說的人，毛毛蟲他都覺得醜陋，那酷刑殺人，他就更加回避。莫言把這些寫出來，正是把看客們的“愛”包裹進社會人倫、道德、人性等大愛的“恨”當中，實現了又一層愛恨交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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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莫言也寫看客，因為沒有看客，劊子手們還演什麼戲。莫言對於滿清的看客沒有經曆，但對於“文革”的看客有經曆。莫言對於“文革”僅有的記憶，是一場狂歡的大戲：
“文革”對於我這樣一個鄉村的孩子來講它真是一個盛大的節日，完全是狂歡式的享受。那個時候當然對走資派來講是他的苦難，他本來是縣委書記，一下子就變成了牛鬼蛇神，任何一個小孩都可以按著他的脖子對他進行批鬥。這實際上是把神降為人，把人升為神。對我們這種小孩子來講就感覺到像節日一樣，那麼多人集中到一塊兒，把過去神聖的不得了的人頭上戴上高帽子，脖子上掛上破鞋子趕著他來回走，有時候也把他動物化，給他岸上一條狐狸尾巴，有時候給他戴上一個假麵具，在集市上走來走去。而且有些走資派配合得很好的，他很識時務的，不會和紅衛兵作對。（莫言：《寫最想寫的》，《莫言講演新篇》，文化藝術出版社，2010年2月版，第19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