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遙獲獎的波瀾並未因時間的推移而過去，在古長安，人們仍然在議論著，思索著，尋味著。
在陝西這塊古老的文化土地上，幾十年來最經常、最熱烈的話題似乎一直是作家、藝術家深入生活的問題。50年代到60年代初，當柳青、石魯、杜鵬程、王汶石、魏鋼焰、王宗元等一批作家、藝術家處於創作的旺盛期、青春期時，陝西文藝界圍繞從生活到藝術這個題目展開了熱烈持久的討論。石魯提出人民生活是“曆史的載體”和文藝的“母乳”，杜鵬程把深入生活比做作家、藝術家的“臍帶”；王汶石則稱人民群眾的鬥爭生活是作家、藝術家賴以生存發展的土壤，是藝術精靈幻化的淵藪和藝術創造的富饒的疆土；柳青則提出了生活是作家必上的“大學校”，必修的“基礎課”。作家藝術家要完成肩負的曆史使命，離不開時代和人民的生活；要塑造真實、生動的藝術形象，描繪社會主義新人嶄新的精神風貌和境界，就要投身生活的激流，與人民群眾同呼吸共命運；提煉主題，編織故事，鋪排情節，錘煉提高語言藝術等等都離不開從人民群眾豐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營養。與這場討論相並行的是陝西文藝評論、理論研究的活躍，是作家、藝術家爭相深入生活的熱潮的形成和發展。柳青在終南山下建立了自己的“基點”；杜鵬程、王汶石、魏鋼焰分別在鐵路工地、渭河農村、商洛山中尋到了自己的“窩”。石魯等藝術家則重又在陝北的川塬觀察、研究、學習，在關中平原和陝南山水間遨遊徜徉，恰是這個時期，以石魯、趙望雲為代表的“長安畫派”脫穎而出，驚世駭俗；《創業史》、《風雪之夜》、《在和平的日子裏》、《寶人、寶事、寶地》、《昆侖山上一棵草》等新中國文壇一批文學名著從這裏簇擁而出，形成了長安文藝一個令人矚目的興盛期。這種作家、藝術家深入生活的風氣、製度的形成，與當時時代生活的需要有關，與當時從延安下來的這批老一輩文藝戰士的帶動有關，但也與作家、藝術家真正的發自內心的深入生活的衝動和自覺行動有關。這種深入生活風氣和製度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時期曾被嚴重破壞，但粉碎“四人幫”後，特別是三中全會後重又得到了恢複和發揚。陝西文藝在延安文藝傳統和中華古老文化的影響滋潤下得到了令人矚目的發展和進步，一批年輕、精力充沛的、具有創造活力的作家、藝術家在繪畫、電影、文學等方麵做出了可喜的探索，產生了新的影響。路遙正是從這個激流和道路上新崛起的一個作家群的突出代表。他是近年來陝西文藝界一次又一次掀起深入生活的熱潮，一次又一次關於生活與藝術的關係的討論，一次又一次組織學習的結果，他是陝西這塊黃土地上在新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造就的新的作家的代表。他是屬於我們民族文化的，是屬於延安文藝傳統的，是新時期文藝的佼佼者。
一個時期以來，什麼“遠離生活”、“淡化政治”的奇談怪論侵蝕、影響了我們的隊伍中的不少人，但路遙同誌並沒有因此而迷失方向和放棄追求，他長期生活在陝北農村和渭北煤城，沉浸在生活的源泉中，不管社會刮什麼風，文壇上下什麼雨，他都認準了這條道兒，不斷地到需要熟悉而又有興味的生活領域裏去體味、觀察，不急躁，但也不停歇，像牛一般不遺餘力，像蜜蜂那樣辛勤勞碌。他終於站在了“茅盾文學獎”的領獎台上。但他並沒有沾沾自喜，低頭呢喃著：“人民生活的大樹萬古長青，我們棲息於它的枝頭，就會情不自禁地為此而歌唱。”這段富於哲理和詩意的話語，是他多年堅持社會主義文藝創作道路的真實體驗，是長期深入生活、埋頭創作的經驗的結晶，是一個有目標、有誌氣的青年作家要繼續攀登文學高峰的決心的自然流露。
路遙所走的這條為一代文藝前輩所開辟，為後來者不斷拓寬的社會主義文藝之路，充滿著艱辛甚至痛苦，但同時也遍布著芳草和鮮花。
right《西安晚報》1991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