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是人學，人離不開陽光和空氣，也離不開此時此地彼時彼地賴以生存的土地山川。文學總是與一定的社會人文環境與自然環境血肉相連的。於是就有了對文學共有的“生活氣息”、“泥土芳香”、“時代氛圍”等的共同而不同的評語，所以，大自然千姿百態，異彩紛呈，文學也就綺麗多姿，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山藥蛋派”、“荷花澱派”等，中國現代藝術史上的“長安畫派”、“嶺南畫派”、“金陵畫派”等大約都是蘊涵這個意思。陝西的畫，有“長安畫派”之稱，而文學似乎還沒有一個叫得很響的大家公認的具體的名字。但是“秦軍”大約也算作一種帶有鄉土、地域的稱謂，我由於工作的關係，對近年的陝西新人的文學作品讀的不多，不敢妄加評論，僅以我接觸的柳青、王汶石、杜鵬程、魏鋼焰、王宗元等和後來的路遙、賈平凹、陳忠實、鄒誌安、京夫、王蓬等兩代作家的創作談一點兒感想。
陝西的作家大多是土生土長的，即使不是，他們也是在陝西生活了很長時間後而從事創作的。
柳青是地道的陝西人。他的一生可以說都在陝西度過的，早年在陝北農村家鄉革命，教書，寫作，解放後在西安，一直從事文學創作，在關中腹地秦嶺山下的長安農村一住就是15年，在這裏完成了他的躋身世界文壇和舉世聞名的長篇小說《創業史》。他一直是通過長安農村去看整個中國和世界，在這裏走完了他作為革命作家的一生。在“四人幫”肆虐的黑暗年代，他還是深居在終南山下韋曲鎮上，潛心閱讀研究中國曆史，力圖從曆史的縱深處去透視這段被扭曲的生活。在“四人幫”剛剛倒台的時候，我去看他，他滔滔不絕地從中國曆史的角度剖析“四人幫”，特別是江青的麵目和野心。可以說他身在皇甫村，透徹千古事。柳青幾乎一輩子也沒有離開這塊黃土地。是陝西這塊黃土地給了他革命的軀體，文學的靈魂。他的嬉笑怒罵，成功與輝煌，災難與幸福都在這塊黃土地上，如果說可以把陝西文學稱為“黃土地派文學”的話，那麼，柳青應該算是這個派中的核心首領之一。
杜鵬程是地道的關中漢子，他在黃河西岸——司馬遷的故鄉韓城，度過了他苦難的童年，但真正決定他一生道路、所從事的職業和他的思想作品的仍然是陝北這段重要的生活，是中國人民偉大的革命戰爭。正是在陝北的生活，在中國人民與國民黨反派進行殊死戰鬥的日子裏，孕育了他的文學的才能和篇章。沙家店的戰鬥等是他親曆了的，也是他作品反映了的。盡管他的大多數作品是寫在解放後，但他作品的血肉和靈魂是在陝北的艱苦戰鬥歲月裏孕育、積累鍛鑄的。1956年後他到了鐵路工地，主要是在關中平原和秦嶺山區，他更是一個心思沉浸在這和平歲月新的戰鬥中。他是從中國革命戎馬倥傯的生活中走過來的一名戰地記者，一位與陝北轉戰的隊伍、支前的民眾和婆姨們在一起的戰士。正如他的夫人也是作家的張文斌在一篇文章中敘述的，他是一位在戰鬥中一直穿一雙厚底帆布鞋，鞋幫沾著星星點點的幹泥，腿上的軍褲，一條褲腿卷得老高，一條卻拖在腳麵上，師團營連上上下下大家都知道的記者“老杜”，跟誰都熱情友善，激情似火，常開懷暢笑。性如烈火，嫉惡如仇，一個堅毅的人，一個把自己一生都獻給最壯麗的革命事業，一生都做普通人、寫普通人的記者、作家，他確實有點關中漢子的剛直與猛烈，在“文化大革命”中，當彭德懷元帥被打倒時，他的《保衛延安》被定為大毒草，批判、遊街、抄家，但他從不低下關中人的頭顱，他對家人隻有一句話：“我要把這場戲看到底！”是的，這是關中漢子高原般堅硬洪亮的聲音，這是黃河的不屈的呐喊。1964年至1965年秋，我同老杜在陝南社教一年，我們幾乎是抵足而眠，朝夕相處，我真正看到這個作家的胸懷、愛恨與豪爽直率，他對於陝南山鄉人民的同情與愛，對“左”的一些做法的反感和抵製，對文友石魯、方濟眾、張建文、關鶴岩等的關懷、愛護以及對文學事業的赤誠和熱情，都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在山鄉、在鐵路工地他還堅持著他的《太平年月》的構思與謀篇。他是一個像關中平原農夫那樣忠誠文學事業的耕耘者，掘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