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古長安書法藝術的村落中，段紹嘉先生久負盛名，他的弟子如雲，墨跡燦爛芬芳。
唐乾陵解放後樹立的墓碑上，郭沫若先生的大書在前，段公的小書在後，共同敘說著盛唐的威武和曆史的曲折輝煌；秦始皇陵上標誌牌，麵對驪山的落日朝暉，還是段公那清秀卓群透著蒼茫古樸的魏體小楷講述著昔日的故事和這位“千古一帝”陵寢的撲朔迷離；古老鍾樓北側“人民劇院”四個大字和西五路上“西安市人民體育場”八個蒼勁雄渾的字體，為新中國文化藝術體育活動留下了金色的記憶和標誌；浩瀚的碑林裏，有他親手書寫的標誌牌和解說詞；古城許多文化藝術單位、機關、學校、商店都曾有他題書的牌匾……段紹嘉的名字與他的書法同在，段紹嘉的書法在這塊具有悠久曆史傳統和深厚文化藝術蘊涵的土地上，承前啟後，獨樹一幟。
段公字泮森，1899年生於西安，1981年逝世於西安。可以說他始終同這座可愛的都城在一起，他是在這塊古老的土地上走完曲折坎坷的人生之路，也是在這多姿多彩的文化藝術園林裏紮下他書法藝術的深根。《詩·衛風·氓》中有“淇則有岸，則有泮”的詩句，可以說他的名字就昭示他要成為一汪綠洲，一片森林。段公世居西安城內府學巷——舊時的府學門口，學宮之地。明代中葉他家在這裏開設了“翰墨堂法帖局”，經營檔次很高的名碑拓帖。後來私塾漸多，也經營學生寫字的帖子。法局曆經五代，到了清末，紹嘉的父親又喜愛起碑帖和金石的研究，其時，翰墨堂與北京的慶雲堂保持密切的交往，把陝西的名碑帖運往北京，把北京的名碑帖帶回陝西，可以說呈現出生意與學術研究並行並興的新氣象。由於這種特有的文化氛圍和藝術蘊藏，少年的紹嘉對書畫特別是書法藝術表現出強烈的興趣和過人的稟賦。他從小字寫得很好，康有為到西安專門造訪了翰墨堂，而紹嘉父親也曾讓兒子為康有為表演了書法，康有為也為翰墨堂留下了一副對聯。這份署名為康南海的真跡，段家一直珍藏著，隻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幸散佚。母親武氏夫人是一位溫文爾雅、多才多藝的名門閨秀。伊祖父曾任福建南韶連道道台，父曾任餘杭縣候補知縣，故從小居杭州，後去鼓浪嶼、上海，擅長書畫兼懂醫學，不僅對紹嘉生活很有幫助和影響，且倍加愛護。這樣的家庭環境卻也對紹嘉產生了另外的影響，使他漸漸地淡泊了生意，熱衷於習字作畫，賞古玩瓷器金石，特別是在他與金石專家革命人物黨晴梵結識建立友誼後，更加癡迷地鑽研起金石來。此後，他幾乎一刻沒有離開書法藝術。學校畢業，入舊政府民政廳操文書之業，離不開寫字；抗戰期間在中國軍事委員會駐陝撫恤處，以書寫各種文稿和陣亡將士名冊、事跡為主業，對書寫要求更高；抗戰勝利轉潼關煤礦理事會（駐西安）仍以起文稿為己職。新中國成立，有很短一段時間居家習字，旋即於1951年被聘任為陝西省博物館文物保管部副主任。從此，他獲得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優越的工作條件和學習條件，他有機會有條件在中國文物的王國裏遨遊尋覓，有機會有條件與中國當代的曆史文物專家和書畫金石家像郭沫若、唐蘭、容庚、武伯倫、黨晴梵、費新我、趙望雲、石魯、何海霞、劉自櫝、陳少默等接觸交往。這一時期，可以說是他生命和藝術的黃金期，他的書法也是在這一時期日趨精熟，廣為世人所知所愛。他熱情充沛，忠於職守，勤於公務與研究。他不僅對博物館特別是所在地碑林文物的清理、分類、鑒定、保護、展示、複製等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對陝西文物的調查研究、保護開發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和建議，做了許多實際工作。他對碑林所有碑石及重點展示文物，逐一分類研究，極其認真負責地起草、審定解釋文稿，更不厭其煩、不辭辛勞的親筆書寫，這是多麼大的工作量，又是多麼艱辛的勞動！然而，恰是在這樣的工作勞動中，他的書法藝術得到了升華和新的發展滋潤，他對書法同古文物的關係有了更深刻地理解，他的眼界更加開闊深邃。這些解說文稿已成為我國書法藝術的珍品，成為段公書法藝術和段公書法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內容。這一時期，他在做好本職工作的同時，憑借自己的特長愛好和學問對文物鑒定、金石研究投入了更多興趣和精力，他在從事鍾鼎彝器、古字畫金石的鑒定研究過程中，撰寫了“司馬芳殘碑出土經過及初步研究”、“陝西藍田縣出土弭叔等彝器簡介”、“師克蓋考釋”和“商鼎介紹”等論文，在《文物》、《人文雜誌》發表，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注目，郭沫若、容庚等撰文參與討論。“文化大革命”期間，他雖然也沒有逃脫被批判的厄運，但他始終對黨對人民對國家充滿信賴和熱忱，無事可做，就更精心地研習書法，鑽研金石，他的書法藝術在這一時期有了更新的發展，正如他在晚年回顧自己的習字生涯時所說：“如果沒有家學、家傳，我入不了書法之道，而如果沒有新中國成立和次後的文博生涯，我的字缺少內涵、體驗和個性。”總之，是生活時代造就了段紹嘉，而段紹嘉也正是在這樣的曆史境遇中充分展示了他的智慧和才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