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古長安最美好的春末夏初時節，榴花耀眼綠正肥。一日午後，收到陝西省出版家協會的一封信函，說今年是陝西省版協成立二十周年，看我能寫點什麼？展箋沉思，不禁喜從中來。我雖長期從事文化藝術工作，但在省委宣傳部工作十餘年也與新聞出版界發生過許多交往，在出版界有許多要好的朋友，況且文藝與出版如同兄弟姐妹，出版好像一個智慧的花園，全社會都需要它。回首往事，許多愉快難忘的記憶曆曆在目……
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一個文化藝術蓬勃發展的年月。陝西由於聚集了一批從延安和戰爭中鍛煉出來的文藝人才，在文學、繪畫、戲劇、音樂諸多方麵都有大量的新人新作品出現，特別是文學和繪畫更為突出，那時當人們談起一些著名的作家、藝術家和他們的作品時，也總要同時談到林理明、胡海、楊青以及劉善繼、陳策賢、王平凡、楊啟倫、馬景援、吳成瑞、楊健喜、李天增等身手不凡的編輯。在省上一些主要的文化活動和會議上都有出版界的代表，陝西出版界同樣是延安時期老同誌帶著一批三四十歲左右的青年人在奔馳闖蕩。就像以後邊春光、張實秋、朱語今、任中南、董旭陽、董治順、文炎、朱玉、弓保安、吳秉輝等出版界的高人，帶領著陝西的出版隊伍迅跑一樣。可以說陝西文化藝術的一些盛事如“長安畫派”的形成，小說創作的豐收，三大秦班下江南，以賈平凹、陳忠實為代表的第二代文學創作群體的形成，陝西話劇的重新崛起和歌劇《張騫》誕生等等，都離不開出版界的支持記錄鼓舞。而其中的佼佼者如賈平凹就是從出版隊伍裏萌芽生長起來的。
我與出版界朋友深入接觸是在1977年任新聞出版處副處長和文藝處長之後。那時，正是撥亂反正、恢複發展時期，處在時代的大變革中。出版界的任務是很重的。但那時也是陝西出版業大發展的好時光，出了一大批好書，出了一批好的人才，生機勃勃。“陝西出版人”的身影，常在各個場合出現。
我印象最深，至今難以忘懷的是1981年魯迅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活動中與出版界朋友的愉快合作。1981年是魯迅誕辰一百周年，國家隆重紀念。中宣部為此在北京專門召開會議研究部署。我和胡采代表陝西參加，會上許多代表和研究魯迅的專家都不約而同地談到在那極“左”橫行，肢解歪曲魯迅成風的年代，陝西能多方麵較係統地出版魯迅和研究魯迅的書，難能可貴，影響很大。我在會上還應邀介紹了一點情況。那時，邊春光同誌已調國家出版局，也向我談到陝西省應該把紀念活動搞得有特色一點。回來，我們向部領導和省委陳元方書記做了彙報，並提出了陝西開展紀念活動的意見。陝西除按國家的要求征集選送紀念論文之外，主要抓兩件事，一是開好以省委、政府名義召開的紀念會；二是在文化藝術新聞出版界開展多種多樣的紀念活動。出版局和人民出版社都很積極。以林理明、胡海、劉善繼為首成立了專門小組，有專人進行工作，他們甚至把西北大學、陝西師範大學也帶動起來，組織了各種研究會、座談會，還約請魯迅的兒子周海嬰和曹靖華、許傑、姚雪垠等老一輩藝術家分別前來講學，參加會議。我和善繼、平凡、策賢等一起陪海嬰到西北大學和西安高級中學看了1926年魯迅先生來西大講學時所住過和到過的地方。分別陪海嬰和幾位老人在易俗社看了秦腔，開了座談會，和易俗社的老演職員座談回憶了魯迅當年題“古調獨彈”的情景。海嬰和我在灞橋柳樹下聊天時，一再表示：來到陝西感到很親切，很高興。“我是真的感謝陝西出版界的朋友，他們花那麼多功夫，出了那麼多魯迅的書，真是難得。爸爸在天之靈有知，也是會高興的。”他還風趣地跟我講他是遵照爸爸的遺願不學文，而是學理，做著廣播事業的技術工作。這次活動延續的時間較長，幾乎從春天一直到秋末冬初，陝西出版界同誌待朋友的熱誠，工作細致負責，給外來的客人以深刻的印象，過了許久，我還接到這方麵的感謝信，後來，在北京和外地見到姚雪垠、戈寶權等先生時，他們還曾給我提到這次活動帶給他們的愉快。我至今珍存著曹靖華、姚雪垠先生那次賜給我的墨寶，珍存著與出版界朋友陪周海嬰活動的一些照片。後來，陝西省廣播局長阮若琳同誌調中央電視台任副台長後，還告訴我海嬰向她提到過在西安的那次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