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舅是我十分敬重的一個人。
第一次見他是我們全家遷內蒙古，租種他們家一塊地。那還是在解放前，因為他行醫，村人們呼之高先生。一日一夥土匪搶了我家一塊鹽肉、半口袋黃米，次日又原物送回來。說：他們不知道我們是高先生至親。還說：冒犯冒犯。那年我7歲，兵荒馬亂的見生人就鑽莊稼林，而二舅，是讓土匪都懼怕的人。他的威勢有多大？
二次見他是我們返原籍，而且新中國成立了，我上到小學三年級。二舅騎一匹大黃騾子到我家。鄰居們都誇那騾子：沒見過那麼好的走！那一次二舅帶著洋煙槍，和我父親躺在後炕過煙癮，把我喊前去，照中我的鼻窟窿給我噴了一口煙，見我急咳嗽，繼而眼淚蹦蹦跳，他就大笑道：這小子細皮嫩肉眼根子軟，倒像一個讀書人。之後他說起地球是圓的而且繞著太陽走的話。他舉起左拳向左旋，伸直右手食指說：你們看，這個指頭是太陽，地球的哪一麵對著它，就是日頭當空照，背著它的那一麵，就是暗無天日的夜。他讓我端起抽煙的燈，置於他左拳右指間。說，這盞燈是月亮，它又繞著地球轉。還說了月是自己沒光的，還說些日食月食什麼的話。當我把燈盞放下後，想到世間萬物的奇妙，想到人生裏程的遙遠，想到二舅真有大學問。
最後一次見二舅，是我考上大學後，要奔千裏之外去求前程。母親說：去看一看你二舅。也和他討一點盤纏錢。
近十年沒見二舅了，我心裏確想見見他。況且考上大學了，該向他去報個喜。我隻身步行一整天，摸黑到了二舅家。
二舅正好在家裏，聽說我考上大學了，高興得臉麵都紅了。連聲道：好小子，有出息！給你喬家爭氣了，也給舅家爭光了！不等我開口，就說：上學的路費舅給你，隻要你上進，舅會全力幫助你。
那一夜我失眠了。我第一次留意了二舅的形象和境況。他的個兒很矮而且又很瘦。一張三角臉，皺紋亂布著。一頂白布帽，一身黑布衣，一雙半舊遍納鞋。當然他有一雙顯露智慧的眼睛，還有一隻年代久遠的藥箱。黃騾子早就老死了，他騎一輛自行車，在公社醫院做編製之外的醫生。妗子一生操家務，表兄表姐們都在隊裏賺工分。
我看出，二舅家日子並不富，卻給我帶了60元。老實說，我長到19歲，還未摸過那麼多錢，上高中的夥食費，每月隻有8塊錢。末了我想到：一定要爭氣，不能虧了二舅的心。
1967年，我等待畢業分配時，家裏來信說：二舅去世了。是被造反派整死的，是年二舅66歲。
二舅一生很艱辛。由於家道貧，6歲就給人家去放驢，成了個小小的攬工漢。他生性心細膽大又精幹，很得主家的喜歡。主家說：這麼一個機靈娃，窩在那窮家裏屈壞了。我替你找賀神甫說一聲，到天主堂去念書吧。賀神甫是主家親表弟，聽他如此這般說，就同意收二舅到教會學校念書，同時再幫神甫、修母做些雜務活。算是個半工半讀的學生。
這是他人生轉機處。那時的天主教，比國民政府好得多。學校講經文、傳教義，但也倡仁愛，獎勤奮。二舅在這裏，很快脫穎而出了，他接連跳了三次級，還是全班第一名。在對神甫、修母的服務中，顯出勤快、幹練、坦誠、正直又寵辱不驚的品行。賀神甫不止一次說：他是一塊做神甫的料。他在那學堂畢業後，就留校改做先生了。
隻是再後來，教區的主教在他那裏住堂了，那是一個心胸狹小，對人刻薄的人。二舅看得寒了心，找借口辭了學校的職，那一年他16歲。
在那一帶方圓裏，二舅已經有點名，一家藥鋪聘他去，先做記賬員，很快改做二總管。他在沒有童年的青春季悟出了醫道與人世的關係，全神心投入了學醫。不過兩整年，他就坐堂門診了。
二舅讀過一點孔孟，沒聽說研究過老莊卻很得無為和淡泊的要領。在塞外荒僻的棲居地，他尊崇“醜妻，近地，糜子窖”為三寶的老鄉俗，不扔耕耘積糧的稼事，不步職業為醫的路，而且決不娶美妻。他19歲成家時，已是遠近有名的郎中，但究其根底，卻仍是個精當農活的莊戶主。
幾十年的人生路，他是以強出名的。但他尊重他人，清白做人，更是公道處事的。他並不貪財，沒有賺下大家業，劃定成分時，他屬自食其力的中農。
“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戴上“反動權威”、“漏劃地主”、“階級敵人”的帽子。群眾批判時，他低不下那顆自尊的頭。結果是屢屢被暴打，以致腎髒被打壞，接著膀胱潰爛了。他終於沒治好自己的病，帶著渺茫和無奈，長歎一聲歸去了。
《金秋》1996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