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海珍、劉東升、薑敏、周解洵、時秦生、王武臣、白瑞林、陳海雲、李建國、呂品香、李勇昕、洪金花、時永紅、衛捷、王珂華、高燕、王亞嬪、張兆思、範玉萍、付翠蘭、趙勁、穆愛蘭、秦小亞、王樹軍、武永保、王宏東、郭振東、曲衛、徐小麗、李琳、王長山、尉耿、姚永利、朱華根、肖鴻軍、侯曦、王春花、張新民、侯全義、寧書同、胡來柱、李偉、史金平、郭長江、趙長森、周永新、胡矛。
我是在調查過程逐步認識三線的。我以為三線是冷戰的產物，是一個軍事地理概念，它出於毛澤東及其同誌對二十世紀中葉的國際局勢的分析，並做的一種備戰部署。毛澤東認為，打仗是很可能的，而且敵方將首先進攻我方，以此，他把沿海和大型城市列為一線，中原列為二線，而三線則是中國內陸的西南西北地區，這是毛澤東設想的一個戰略後方。然而，這個將作中國戰略後方的地區是荒蕪的，所以需要建設，而且必須快！國家把很多工業都遷到了山溝，人民為此所付出的犧牲，無疑是巨大的。為了解決三線的運輸問題，國家投資，要修一條從襄樊到重慶的鐵路，其中一段，要穿越陝西，其所經之處，不是急流，便是高山。按規定，要由陝西民工配合鐵道兵完成，然而陝西民工遠遠不夠，於是有人眉頭一皺，就想到學生。那時候，六六級六七級六八級的學生都上山下鄉，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了，這項任務便落在六九級七級學生肩上，總共有兩萬五千名學生參加了三線建設，其中女生為八百名。多年之後，一位學者研究陝西的知識青年狀況，他怎麼尋找，也不見六九級七級的學生，很是迷惑。他以極大的好奇查閱檔案，終於從一些封存的文件之中知道他們曾經在秦巴山地打了兩年隧道，除此之外，關於這兩屆學生的消息，幾乎沒有任何其他的記錄。今天，他們人到中年，一些女性正在陸續下崗。生命是如此匆匆，一瞬之間，他們便要走進夕陽之中。那些死亡學生的靈魂，似乎仍在遙遠的山地遊蕩。根據我的調查，三線學生，有一百一十四位犧牲在工地了。楊廣智所在的十一連，曾經發生了兩次大的事故，死亡四人。他的一隻眼睛，就是1973年4月5日的一塊石頭擊滅的。
大約一部死亡辭典，才能無疏無漏地描繪那些青春的消失，才能描繪脆骨嫩肉糊在石頭上的顏色。這樣的死亡辭典，我是一定要編撰的。那時候，如果有論者認為我是模仿韓少功先生，那麼我將沉默或三笑。由於韓少功先生的小說受到論者批評，他便對論者訴之公堂，我以為這未免霸氣和殺氣了，是中國文化專製元素幻化的一股惡毒。遺憾得很，現在一些別的事情纏繞著我，使我不能立即編撰。然而，那些死亡的影子時時晃動，甚至頻頻入我夢境。我有一種批判的需要，一種控訴的需要，不然，我的靈魂是不安的。那麼，請允許我首先報告幾個學生的死亡吧！
關於劉芳：在坑道出渣時，塌方的石頭砸爛了他的腳。一塊石頭砸爛了腳，一般是不會致命的。可那塊石頭的顏色卻有一點怪，不青不白，不紅不紫，是一種閃著賊光的石頭。到底是不是那塊石頭搗亂，無法確定，總之，一種不明真相的細菌感染了，致其傷口久久難愈。由於惡性化膿，醫生截去了他的腳，由於傷口仍然不愈，醫生又截去了他的小腿，之後，又截去了他的大腿。醫生想用整個下肢換取他的生命，但生命卻固執而失。劉芳是樂觀的，他不抱怨什麼，麵對迅速減少的日子，他不提任何要求。他隻是唱歌，他是學校聞名的喜歡唱歌的學生。姐姐守護著他，臨終之際，他實在沒有體力了，就要姐姐為他唱歌。在歌聲之中，他與這個世間永別了。那些年輕的學生不知道怎麼表達自己的悼念，不知道用什麼方式表達傷逝之情，他們便點燃香煙，全連二百一十八人，一人一支，他們把二百一十八支香煙插在了墳頭。香煙插滿了墳頭。劉芳卒年十八。
關於趙小卜：他是一個孤兒，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中，他的父親遭遇迫害而亡，不久，母親悲憤落井。他在少年便有了身世的坎坷之感。他既要承受喪失雙親的悲苦，又要承受社會的歧視和壓力。在三線，他一直努力工作，說得少，幹得多，想通過自己的實際行動加入青年團。他寫了七次申請，然而組織硬著心腸不批準。那天晚上，他從水泥袋上撕下一片紙，剪得整整齊齊，之後，將自己迫切要求加入青年團的願望寫在此紙上。他把這份新的申請壓在床下，準備明天交給組織。誰知道第二天早晨他清理流水大橋的台階時，一窩啞炮突然爆炸。趙小卜卒年十七。
關於李誌強：學生都住在山腰，食堂和工棚之間，全是小路，小路多苔，遇雨極滑。那天李誌強打了飯，邊吃邊走，不慎滑倒。深溝就在旁邊，他嚇壞了，因為稍稍移動就會墜落喪命。此時此刻，一種自衛的本能使他亂抓，不料他竟抓在了電線上。那是一條帶動卷揚機的電線，沒有膠皮，於是他馬上就昏迷過去。李誌強的同學跑來搶救，他們知道首先得撥開電線，不過不知道怎麼做人工呼吸，結果有七個學生對著李誌強的嘴輪換猛吹，直至把他的肚子鼓大，但人卻不醒。李誌強卒年十八。
關於曹建國：沙溝大橋高七十米，完全由學生修建。當時根本沒有什麼先進的裝備和技術，僅僅是用模型板一塊一塊拚湊。一個學生愛好數學，他根據這座大橋的麵積與模型板的麵積，求出總共要動用模型板一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個塊次才能把大橋造起。曹建國自始至終勞動在工地，兩年沒有回家。那天，由他拆卸模型板，這個活幹完，大橋也就竣工了，誰知道最後一塊模型板把他帶了下來。從七十米的高處摔到地上，他當然永遠不能回家了。曾建國卒年十九。
這些不過是我調查筆記的幾個片段而已，當然都是關於死亡的三線學生的。
1996年12月，我在安康一家小小的旅舍住了七天。我認真閱讀了我的調查筆記。我沉浸於蒼茫的歲月，心若浪潮。在建設三線的日子，安康是陝西這一片工程的指揮中心，那時候，眾多的指示都是從這裏發出的，其中包括關於如何處理這些死亡學生的指示。閱讀那些筆記，我傷感，激憤，默默流淚。之後，我沿著襄渝鐵路走了幾站，我隨處可以看見臥在風中的墳墓，那些墳墓由水泥砌成，幾乎都是圓形，有的裸露突出，有的野草在掩。一個墳墓就是一個生命，我不清楚這裏究竟埋下了多少生命！死亡的民工是多於學生的，然而由於學生都是青年，而且，我對他們在三線可歌可泣的生活已經有所了解，我難免心有所偏。我看到了那些粗陋的墓碑，其所載確實過於簡單了，甚至有的隻是用鐵絲或樹枝勾畫著一個姓名，有的竟沒有姓名，字跡已經模糊，總之，我並不能從墓碑獲取那人究竟是誰，是怎樣一個人。然而，我還是感到了一種密集的信息，信息從累累的墳墓而來。在冬日的陽光之下，那些墳墓是白色的一片，它們紛紛亮相，翩翩起舞，充滿喧嘩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