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某年某月，我養成了中午小睡的習慣，似乎進入有閑的階層了，實際上非也。我的安眠一向難得，中午小睡，當然是淺薄的。我極怕幹擾，然而這時候，偏偏總有電話打來。佳人的電話，往往是等而不到，可那些聊客的電話，卻十分奇怪，它們竟永遠得以通達。世間的事情往往如此，我已經見證的多了。
對於那天中午的小睡，我開始抱著很大的希望，因為我處理了種種事務，心靜如水了。朦朧之中，一個段先生打來電話，我確實有一點兒惱火，不過他告訴我，他要拍攝一部電視片，是關於三線學生的，希望我能加盟。他指出我的任務是參與劇本寫作，這是多位作家都想幹的，但他卻不給。非常明顯，我是受到器重了。問題是，我早就有了自己的寫作計劃，其他事情，我將執意不做。然而麵子是中國人一個古老的存在，而且我畢竟屬於庸俗之輩，計算著可以落一個人情，收獲一堆素材，迅速取得一筆稿酬，我便答應工作，時間是三個月。段先生為我請了假，隨之我便愉快地上了他的車，遊走鹹陽，穿梭西安，尋找當年那些三線的學生。此時此刻，我很有一點輕慢，什麼是三線，我依然一知半解。
心都是肉長的，而且我的心從來就沒有麻木，偶爾會有一點兒悲涼，不過隻要碰撞，它就激動。一旦激動了，我固有的一種淩厲便將脫韁而去，這是我所清楚的。
楊廣智所講的故事強烈敲擊了我的心，我得出的結論是，我得認真對待這件事情。三線，三線學生及其行為，及其遭遇，及其命運，都蘊含著複雜的社會內容和人生課題，從這裏，可以挖掘一代青年曾經有的信仰和懷疑。楊廣智所講的故事一下激活了我的靈感，激情開始像血一樣在我身上湧動。他是在一家鋼鐵廠辦公室講其故事的，他的幾個戰友在座。這些戰友皮膚黝黑，神情嚴肅。楊廣智大約四十五歲，大拳在握，長發蓋額，一隻眼睛炯炯閃著神光，但另一隻眼睛卻是黑的。他說：
“那時候，我們連有一百二十人，我二十歲，是年長的了，其他學生才十六歲十七歲，都是孩子。我做木工，他們打隧道。打隧道當然艱苦，而且很危險。然而不打隧道，襄渝鐵路就不能通車。那天是永遠清晰的，那天我正在箍桶，一個學生慌慌張張地跑來告訴我，隧道塌方了，要趕快救人。開始大家都不知道是誰遇難，清檢之後，發現少了兩個，其中少了我的鄰居李伯文。他那年十五歲。離開西安之際，他父親囑托我照顧他的兒子。誰知道到三線來才半年，李伯文就走了！他在推翻鬥車時塌方的石頭把他砸倒埋住了。學生像瘋了一樣扒著石頭，幾乎所有的手指都磨爛了。一片起落的石頭之聲，夾雜著誰的抽泣，然而沒有李伯文的呼叫和呻吟。終於在灰渣之中露出了一角棉衣，接著，露出了李伯文的臉，臉已經被擠扁，被悶青了。我抱起他，他竟軟若稀泥，但頭卻嚓嚓地響著，像碎片似的。實際上他已經死亡了，然而學生不忍，不願意，他們哭著，仍要送他到醫院去讓大夫搶救他。這當然是幻想。棺材是我做的。應大家的要求，連長同意我在倉庫挑了一根圓木，九個人，熬了一夜，把棺材做成了。李伯文的屍體停放在一間平房，我參與給他擦身穿衣，是部隊給的一套軍裝，不過沒有領章帽徽。其他同學都跪在李伯文周圍，眼睛全哭腫了。我一邊擦身穿衣，一邊念叨：伯文你好走，伯文你好走。他仍是一個孩子，還未完全發育啊！恕我不敬，他的生殖器那麼小，還是光的，連陰毛也未長，這使連長大動惻隱之心，連長扶著牆哭得淚流滿麵！李伯文的父親來了，他趴在兒子的身上看著兒子的臉，腿在發抖。入殮的時候，是我封的蓋子，想著他幾天之前還活蹦亂跳的情景，我的錘子砸不下去，怎麼也砸不下去。連長催促我，便敲釘子，我哭著說：伯文，你要走了！你躲釘子，你躲釘子！你好走啊！其他學生都在棺材旁邊喊著：我們不忘你！伯文我們不忘你！墓坑是學生用鋼釺打的，打得方方正正。一群剛剛離開校園的孩子，不知道怎麼寄托自己的哀思，隻能憑心意這麼做了，他們把墓坑打得真是方方正正的。葬埋的時候，漫山遍野都是學生。棺材先是一輛汽車拉著，後不知道是誰的主意，改為由學生抬著棺材上山。實際上棺材是從學生的頭頂飄過的，仿佛不把棺材抬過頭頂就對不起伯文似的。有人將土踩到了墓坑，想到伯文是講究衛生的，我立即跳下去，因為沒有簸箕和掃帚，我便用手一掬一掬地掏土，我想，伯文要呆在這裏了，那就要讓他幹幹淨淨地呆在這裏吧。最艱難最痛苦的是給墓坑填土，要把棺材埋住，當時誰都不願意拿起鍁，不想讓土蓋了自己的同學。沒有辦法，領導隻好讓部隊的士兵填土。一個墳堆很快聳立起來了，然而它刺著學生的心，大家都感到空空蕩蕩的。離開墳堆的時候，在場的學生都跪下了，沒有誰教導誰，沒有誰暗示誰，完全是自覺跪下的。大家悄悄地給伯文磕頭，磕頭的響聲此起彼伏，連成了一片。在回去的路上，沒有一個同學說話。那些十六歲十七歲孩子的沉默，我現在仍能感到。”
淚水是一種物質，不過它屬於精神活動的結果，這種精神活動到底怎麼促成了一個人生理的變化，我不明白。我所知道的是，有的人易於感動，而有的人則難於感動，謂之鐵石心腸。感動的淚水，往往標誌著靈魂的淨化或升華。毛澤東逝世的時候，我班有一個男生始終哭而無淚，這遭到很多女生的指責，認為他不忠於毛主席，不過我是本能地感到他的可怕，多年之後，他果然活活殺了他的妻子。楊廣智在鋼鐵廠辦公室所講的故事，緊緊抓住了我，我的淚水，就是他用手在墓坑掏土之際湧出的。我想，喪事從來都是長者舉辦，然而隧道沒有長者，李伯文的喪事，便隻能由一群孩子舉辦了。他們怎麼舉辦呢？他們無非憑著過去耳聞目睹的一點印象為自己的同學舉辦罷了。其區別在於，那些長者更多的是以風俗舉辦，而這些孩子更多的則以純情舉辦。這樣的喪事，孩子葬埋孩子的喪事，確實是世間罕見的，我問自己：當年他們是如何承受這種遭遇的呢？我的淚水難以控製，它忽然盈眶而出，一滴一滴地落在桌麵。我的淚水像石頭一樣敲擊木板，它的回音仿佛山穀的回音，以致它打斷了楊廣智所講的故事。他扭過臉，用一隻眼睛看我。
那天之後，我開始了自己的調查。我也知道，劇本是不需要多少素材的，而且形而下的要容易一些，難的是形而上，它實在不好用鏡頭表達。如果隻是完成段先生分派的任務，那麼我可以按部就班，很快交差了事。然而，楊廣智所講的故事，顯然展示了一個時代所有的特別的人性與人情，它是精神的礦藏，我不能棄而不理。不僅僅是衝動，還有一種對曆史的責任，我認為，必須盡多盡快地尋找那些三線的學生。
從夏天到冬天，我帶著本子，帶著筆，馬不停蹄，東奔西走，一個接一個地麵見他們。愜意的中午小睡，我不要了。種種報紙雜誌的約稿，我推卻了。我全心全意地沉浸在三線學生的故事之中，因為他們所經曆的一切對我都是新鮮的，驚奇的。對饑餓的體驗，對睡眠的渴望，對極端沉重的勞動的承受，對愛對性的迷茫，對集體意誌的變態的服從，這種種，都不是任何一個天才的作家在書房裏可以虛構的。我學到了很多知識，開闊了視野，知道了世間的虛偽，還有世間的真實。我不屬於那個時代的人，三線學生與我是沒有任何天然關係的，不過在那些日子，我的淚與他們的淚流在一起，我的心與他們的心跳在一起，我的譴責與他們的譴責連在一起。我去了車間，去了倉庫，去了商店，去了病房，我蕭然地去了三線學生所生活的角角落落。我在都市尋找他們，還在鄉下尋找他們。我唯恐遺漏。有的時候，我具大海撈針之感。這不是執行長官的命令，當然，也肯定不是為了鈔票。我唯一的目的，是要探索曆史的真相。我感到這是一種較量。我擔心有人歪曲曆史，修飾曆史，我尤其憤恨有人利用三線學生，利用他們的青春，他們的鮮血和生命。我改變不了這樣的現實：一切都帶上了商品的性質，甚至處子，甚至良知。然而，如果有人把三線學生的經曆當作商品，那麼我將抗議。我的憂患完全是空穴來風。我單獨麵見了三百七十八位三線的學生，在交往之中，我感到他們信任我，視我為尊貴的朋友，親愛的兄弟。他們將自己的光榮，還有羞恥和罪孽，都毫無保留地告訴了我，我怎麼可以褻瀆他們，而且怎麼可以容忍有人利用他們！我感謝那些接受我調查的人，我記著他們的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