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一位對財富與地位患得患失，將希望和害怕都集中於自我的人，是不能鎮定自若地看待富與貴、貧與賤的。富與貴、貧與賤境況的變化都可能使他不知所措，摧毀他所應生活的世界。如孔子所言：“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
因為自覺，誌於仁，無惡，對自身的境況由“安之若素”到“行之可樂”，隨處可樂。在終食之間，在造次之時，在顛沛之處，無違於仁，無違於天理人心，富貴、貧賤均得於天地之正，當是處之安然。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仁者因自覺而自在。
4。6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孔子說自己沒有見過好仁者與惡不仁者。好仁者，因為內心好之，向往真善美，所以主動追求。我喜歡，我追求。惡不仁者，因為不喜歡，所以不使不仁者近身，我惡之，我避之。看似一種被動的防禦，但確是一種好辦法，“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就是如此。可是，無論是主動地追求，還是被動地防禦，實現好仁，惡不仁，好像都很難。不然，孔子怎麼會沒有見過這樣的人呢？
若是如此之難，每個人已經盡力，而力量不足以去實現仁，於是放棄它，仿佛也是天理之當然。如同天上的明月，縱然光鮮美麗，可實在是遙不可及，如何還會想著摘下它呢？
可是，事實真的如此嗎？實現好仁，惡不仁，到底是難，還是易？真的是由於能力和力量而產生的差異嗎？孔子接著講：“如果有人用一天的時間將其力量用於行仁，我未見力不足者。或許也有，但是我沒有見過。”
成為好仁者與惡不仁者，是難還是易？是因為沒有力量和能力去實現嗎？孔子認為這不是關鍵。難、易也隻是相對的，有沒有力量與能力去行仁，關鍵在於動心起念，在於是不是願意做，並且樂意做。不是能力上的差異，是“不肯做”與“沒有能力做”之間的差異。
孟子與齊宣王討論過這個話題。
齊宣王問曰：“不肯做與沒有能力做在表現上有什麼區別呢？”
孟子回答：“要攜著泰山跨越北海，對他人說‘我沒有能力’，的確是沒有這個能力。若是為年老的人折一根樹枝，對他人說‘我沒有能力’，這是不肯做，而不是沒有能力。”
看來，是應該多多思考：這行仁，這自覺，還有好多事情的執行，是因為不肯做，還是沒有能力做？
去做，難也不難；不為，易也不易。
4。7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孔子認為，隻有仁者，才能好人、惡人。同理，通過觀察一個人好什麼，惡什麼，也可以來判斷這個人是否為仁。在這個邏輯上進一步延伸，觀察一個人的表現，包括他所犯的過錯，就可以推知一個人內心的境界與自覺。
人是各種各樣的，人的過錯也是各種各樣的。一個人是什麼樣的人，他就會犯什麼樣的錯。觀察一個人犯的錯誤，就可以了解一個人。而錯誤也有相對性，如皇侃所言，若是農民不能種田，是其過，若是農民不能讀書，就不是其過了。同樣，讀書人不讀書是其過，若是不會種田，就不是其過了。
4。8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在中國文化語境中，“道”往往有多重含義。“道”有時指形而下的法則、原則、方法，有時指形而上世界的本體，有時則指道義。孔子這句話，給後世留下很大的解釋空間。無論是形而上，還是形而下，都是事理之當然，常理之永恒，姑且稱之為真理。
孔子是位英雄，但英雄亦有終結。羅素認為沒有哪一種熱情，沒有哪一種英雄主義，沒有哪一種強烈的思想和情感，能超越墳墓而維持一個個體的生命。隻有在麵對失敗百折不撓的堅實基礎上，靈魂的處所才能安全地建構起來。這亦是真理。
貴在朝夕、旦暮、生死之間不離於道。為了真理而獻身，亦是義無反顧，死而無憾。這不是引導人們做無謂的犧牲，而是告訴人們：有了對於死的認知，才生得安然。接受死，則生得自在。隻是，這是孔子的境界，常人則多是貪生怕死。所以，孔子尊重死，但不願意多談死。
有人認為，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迫切要聞道，這說明孔子可能還沒有聞道。但事實是，孔子從來沒有離開過道，他是期待“天下無道”的現實得到改變。他在道中，做好了所有的準備，包括死。如此，孔子便始終於飽滿的價值理想中興起，在燦爛的生命境界中行走。任重而道遠，堅忍而不拔。這個境界大約就是“道境”了。
4。9子曰：“士誌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士誌於道，誌於奉行仁道，誌於心存天地之正，身行天地之仁德，為此，全力以赴，死都不足掛齒，又怎會為一己私利與私怨而耿耿於懷？反之，若還在為“吃的不好”“穿的不佳”糾結，心中又如何會安放天地之大道，仁者之仁心？又怎麼會記掛蒼生百姓的溫暖生活？所以“士誌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自然是不足與議，沒有什麼好與他交流的。
4。10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適：可。
莫：不可。
君子不議“惡衣惡食”，那麼君子應該議些什麼，應該將什麼放在心中？
一個核心就是“義之與比”。君子行於天下，沒有可與不可，一切依“義”而行，與“義”比肩。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賢者，無可無不可。不在於形式，在於本心，有一顆仁心，這是仁者的情懷。
4。11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這份仁者的情懷使得君子將對美德的追求奉持於心。這份美德上有極限，下有底限，內心有著一定的標準，就是“君子懷德，君子懷刑”。“刑”者，侀也，就是有型。意味著有上有下，有左有右，心存慎終之規，口吐訓格之言，擇賢以托身，力行以自定。如此有模樣、有標準，才能成為榜樣。
小人沒有這樣的標準。若是一定要有一個指導方向，就是“土”“惠”。土意味著財，惠寓示著利。為達成此，小人無所不用其極，且追求到也不知應該有何作為。
4。12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放：依也，多解釋為依據、放縱。《說文》：“放，逐也。”追逐。
本章承接上章的話題接著講。當一個人為了求利而無所不用其極，那麼，在追求的過程中就會不擇手段，追求到利，也不知應該有何作為。就會出現孔子說的結果“放於利而行，多怨”，害人害己。
《孟子·梁惠王》開篇就講義與利。
孟子晉見梁惠王，惠王說：“老先生不遠千裏而來，將給我國帶來利益嗎？”孟子答道：“大王何必說利呢？隻要有仁義就好。大王一說：‘怎麼做可使我國獲利？’大夫就說：‘怎麼做可使我家獲利？’士和庶人就說：‘怎麼做可使我自身獲利？’上上下下交相牟利，國家就危險了。擁有萬乘兵車的國家，謀害它君主的必定是擁有千乘兵車的家族；擁有千乘兵車的國家，謀害它君主的必定是擁有百乘兵車的家族；萬中取千，千中取百，這個概率已經不能算小了。如果重利而不顧義，那麼不奪走全部是不會滿足的。重仁的人從來不會遺棄他的親族，重義的人也從來不會不顧他的君主。所以大王隻談論仁義吧，又何必說利呢？”
菩薩畏因，眾生畏果。願人多做仁義之人，唯利是圖隻會將人引入一條死胡同。
4。13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不將追逐利益作為人生的意義，這需要有一顆辭讓之心，需要自覺的價值認同。孟子說：辭讓之心，也是禮之源起，禮之端。
關於以禮讓為國，《孔子家語》中有這樣的故事，大到國家間的爭伐，小到田間地頭的爭執，難行的是禮讓之法如一。
虞、芮兩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聽說西伯侯（即後來的周文王）仁德昭著，兩國就前去請他主持公道。於是，虞、芮兩國之君進入西伯侯的封地。他們看到了奇怪的事情：耕田的人將田界讓出來，行人讓路，來到朝廷中，士將功勞讓於大夫，大夫將功勞讓於卿。虞、芮之君曰：“看來，我輩為小人也，怎配登君子朝堂。”隨後，就各自共同退讓，糾紛自解。孔子認為，以此看來，文王之道無以複加，盡善盡美，不令而從，不教而聽，已到了極致。這個極致，就是“讓”住心間。
周文王的祖父大王亶甫，敦崇德讓，樹根置本，預備遠矣。一開始的時候，大王亶甫定都豳，狄人前來侵擾。贈之以毛皮、布帛，不能解決問題；贈之以珠寶、金玉，不能解決問題。看來，狄人的目標很明確，就是要拿下江山。可是江山到底是誰的呢？真的屬於某個人嗎？亶甫看得很是清楚，於是召集年長德高之人而告之：“狄人對毛皮、布帛、珠寶、金玉都不屑，看來是覬覦我們的土地。土地是用來養育人的，如果因此而害了人，君子是不做這樣的事情的。大家何患沒有君主呢？”於是，亶甫就攜著夫人大薑遠行，越過梁山，建都於岐山之下。豳地百姓們這樣想：“這才是真正的仁人之君，不可失也。”歸從的人像趕集那樣踴躍。孔子認為能做到這般還不能君臨天下，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