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追求天下有道。若是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此為政出一門。禮樂是以德治國的具體化，是建章立製，也是為政以德以法。但製禮作樂並非每個人都能夠做到，子曰：
非天子不議禮，不製度，不考文……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製禮作樂者，必定是德位兼備之人。這樣才有權威，才被人敬畏，才可執行。如果大權落入諸侯、大夫、陪臣手中，失去了權威，則會引起動亂，就會出現無道的局麵。
對內治國、製禮作樂是如此，對外征伐也是如此，要符合一個“義”字。古代的明王不到萬不得已，不動用戰事，一定要有所征伐的情況是“道之所廢者”。需要救百姓於水深火熱之中時，王者就要行動，“誅其君而改其政”，對於百姓是“吊其民而不奪其財”，不但沒有驚擾，更多的是撫慰，百姓自然如春苗迎雨，歡心喜悅。這就是“王者之征”。
如果天下無道，諸侯、大夫、陪臣雖僭其位，卻不會長久。且權力越下墜，影響力越弱。禮樂征伐出於諸侯，傳到十世很少有不失掉的；出於大夫，傳到五世很少有不失掉的。天下有道，國家政權就不會落在大夫手中。天下有道，老百姓也就不會對國家政治議論紛紛。
16。3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祿：爵祿賞罰等權利。
去：失去。
逮：及。
五世：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到孔子講此話時，經曆了魯宣公、魯成公、魯襄公、魯昭公、魯定公，共五世。
四世：到孔子說此話時，經曆了季文子、季武子、季平子、季桓子，共四世。
三桓：季孫、仲孫、孟孫。
本章接著上章的話題繼續談。上章談理論，本章談理論在現實中得到征驗。
魯國國君失去爵祿賞罰的權力已經有五世了，政權落到季氏等大夫之手已經四世了，所以三桓的子孫也即將衰微了。既然是“禮樂征伐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已經過了四世，當然接下來就要麵臨衰微。事實也是如此，陽貨很快就要奪權。
16。4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便辟：好行小道，巧於躲避。辟，通“僻”。
善柔：善於和顏悅色地騙人。
便佞：慣於花言巧語。
兩月相映為朋，同誌曰友。兩個月亮交相生輝，相互映照，一幅寧靜、美好、祥和的畫麵就浮現在了我們麵前。天上有個月亮好理解，可地上怎麼會有月亮呢？地上的月亮是天上月亮的映照。朋友，也是自己的映照。
如果自己的心是美好、聖潔、善良的，所看到的月亮、所擁有的朋友也是晶瑩剔透的。
孔子愛憎分明，對於交朋友這件事情，有他明確的觀點，“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好朋友有三種，不好的朋友也有三種。
其中，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一曰友直：正直、剛正不阿，表現的是力量和勇氣。
二曰友諒：善於原諒、寬容、展現的是信心與激勵。
三曰友多聞：昭示的是格局與視野。
不好的朋友也有三種，孔子稱之為“損友”。“損”這個詞用得好，是“損”，而不是壞。前三種朋友是受益，而這三種朋友卻會使自己受損。
一曰友便辟：好行小道，巧於躲避。這種人可能足夠聰明，但盡是些小聰明，投機取巧，對於應該的付出、責任，巧於躲避，和這樣的人交往，自然好品行會受損。
二曰友善柔：當麵奉承，背後詆毀，兩麵三刀。這樣的行徑，隻會帶來無盡的傷害。
三曰友便佞：花言巧語。好聽的話人人樂於聽之，可是好聽的話如果與善良相伴，就是真正的好，給人以力量。如果失去了善良的根本，僅僅是投人所好，就成了花言巧語、心懷鬼胎、善於扯謊、不擇手段的小人。
在益友之中，人們並肩而行，共同見證潮起潮落，以歡樂、健康滋養生命的根係；在損友之中，人們相互蔑視，又相互奉承，各自希望自己高於別人，但為了自己的利益，毫不吝惜在別人麵前各自匍匐。
16。5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驕樂：驕肆之樂。
佚遊：閑逸遊蕩。佚，同“逸”。
宴樂：飲酒作樂。
中國文化中的每一個字本身就是一個世界，是天與地、是正與反，還是陰與陽。同為樂，有所益之樂，還有所損之樂。不要不加考慮地被事物的現象牽著鼻子走，需要保持安靜和覺知，分清哪些是益的，好的；哪些是損的，不好的。孔子認為，對於禮樂有所節製，道人之善，多交賢友，是益的、好的。驕肆之樂，遊蕩，一幫狐朋狗友飲酒作樂，是損的、不好的。
與所益之樂同行，就好像是黎明前趕路。出發時是昏暗的，但越走越光明。與所損之樂同行，就如同是黃昏時行走。出發時是明快的，一時是樂的，但越走越黑暗。
16。6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愆：過失。
孔子認為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要做到不失言，有三種具體的情況要注意，尤其是侍於君子的時候。一是不要著急，還沒有輪到自己就搶著發言，就是躁。子路就常常躁。二是該發言的時候卻不講，這樣的情況稱為隱。三是不會看君子的臉色，貿然說話，如瞎子一般。
看來，要做到不失言，不容易，難怪孔子一直強調“慎於言”“訥於言”，韓非子著述了關於“說話”的專題論文——《說難》。
16。7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戒：警戒。
一名君子要做到安分守己，除了外在的學習與修養，還需要對於自我的覺察。對於自我，有著清晰、理性的認知，在知曉現狀的基礎上，有所警醒，則無大過。孔子讚賞人的境界與追求，卻並不唯心。一個人的心誌修養是後天學習的結果，也受內在血氣的影響。不同的人生階段，有不同的注意事項。
少年時，處理好情感問題，健康成長；壯年時，把控向外張望的心誌，穩健發展；老年時，更需安分守己，越是在收獲的季節，越要警醒，戒除貪得無厭。老子曰：
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他還說：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
16。8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畏：敬畏。
大人：身居高位的人。
聖人：有德之人。
狎：輕慢。
泰戈爾說：“迷信的瓦解是神祇的悲劇。權威的淪喪是偉人的不幸。”
在孔子心中，有種特質特別重要，就是敬畏之情。有了敬畏之情，人的行為就有著全然的進取，還有著深深的謙卑。
在這裏，“天命”指“天道”，即自然規律、客觀必然或社會、人生的基本原則；“大人”，象征著名位，指身居高位之人；“聖人”，則是道德修養最高、語言深邃且通達“天命”的人。如深入剖析一下，就會發現君子所敬畏的三個對象，其實代表了孔子思想中的三個不同層麵，“天命”代表外在自然規律（法則）的必然性；“大人”代表維護正常社會秩序的政治製度以及法律的公正性和權威性；“聖人之言”代表社會倫理道德及其價值認同。孔子堅持“君子”不可失去“三畏”，否則，就很有可能衝破道德底線的製約，走向“君子”的反麵，成為無德“小人”。
在孔子心中，“知天命”和“畏天命”是相輔相成的。“知天命”是對外在客觀必然性的一種理解和把握，“畏天命”是對外在客觀必然性的承領和擔當。“知天命”是“畏天命”的認知前提，“畏天命”是“知天命”的理性結果。正是如此，孔子在執著於天道思考的同時，更是不遺餘力地探究天道背景下的人道真諦，並以“知我者其天乎”的堅強信念、“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進取精神、“發憤忘食，樂而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的人生態度，時刻不停地求道、傳道，甚至發出“朝聞道，夕死可矣”的理性感歎。
孔子的“敬畏”思想不是一種心理狀態的感知和描述，而是一種對天人關係的理解和把握；不是一種麵對問題的退卻和被動，而是對於一種責任的體認和擔當。一言以蔽之，孔子的“敬畏”就是一種責任感和使命感，即對“天命”賦予人的德性的承領、存養、踐履，也就是所謂的“道德理性”。
16。9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在本章中，孔子把人分為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困而不學四個層次。這樣看，人的確是生來就不同。但是，他又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