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在成事、致道的路途之中，“過”是一道風景，不可回避。麵對“過”，君子和小人有著完全不同的態度。
文，掩飾。小人對於“過”一定加以掩飾。許多人對自己所犯的錯誤，內心的第一個反應其實是非常清楚、知曉自己是犯了錯誤的。問題是犯錯之後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去掩飾。明明知道自己有錯，但不肯承認，還要想盡辦法開脫、解釋。解釋的目的就是希望講明，“過”是犯了，但是有原因的，為的是說明不是我的錯，說到底是自欺欺人。小人沒有勇氣改“過”，卻不吝嗇於自欺。此舉加重了其“過”。
不認知“過”，怎麼能改正“過”？不改正“過”，這個“過”就白犯了，就無法得到提升與成長。由此看來，有“過”並不可怕，怕的是文過飾非，“過”上加“過”。如《弟子規》中所言：
過能改，歸於無。倘掩飾，增一辜。
犯了“過”後能勇於改正，歸於無。倘若掩飾“過”不願改正，那就是錯上加錯。
對待“過”，小人的態度是如此，君子的態度當如何？留一個疑問在此。
19。9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望：遠觀。
儼然：莊嚴，莊重。
即：靠近。
溫：溫和。
厲：嚴正不苟。
小人有小人的特點，君子有君子的特征。遠遠地望著他，覺得他莊重、嚴肅；接近他，覺得他溫和可親；聽他說話，又覺得他嚴厲不苟。總之，是“平和中正”。
19。10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
厲：折磨，苛刻。
關於君子的美德，當然不僅僅是拘於外貌的色莊與和顏，貴在內在的涵養與氣度。這種涵養與氣度，源於內心的誠信。自己講誠信，才可贏得別人的信任。取得了信任，這是安排百姓工作的基礎，如此才有政行令止，且心悅誠服。反之，自己沒有誠信，“身不用禮而望禮於人，身不用德而望德於人”，不僅百姓認為這是對自己的折磨、苛刻，事實就是如此。如此者，有壓迫必有反抗，當然是禍亂的源泉。
君子使下需要“信”，君子事上同樣離不開“信”。取得信任，有了感情基礎，諫言才易於被接受。同樣，還是那肺腑之言，彼此間沒有信任，沒有情感基礎，就難以入耳，且易被誤會為“誹謗之語”。信任如此重要，信任的根基是自己講求誠信，值得信任。老子言“夫輕諾必寡信”，不要透支自己的信任指數。
19。11子夏曰：“大德不逾閑，小德出入可也。”
逾：逾越，違背。
閑：本義是“闌”，柵欄，引申為倫理道德的規範、界限。
關於“大德”“小德”，朱熹認為“猶言大節、小節”，就是指重大的品德原則，以及小的生活細節。《荀子·王製》篇記載：“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此章是對孔子這段話的最好詮釋。大的原則性問題不能出錯，小節問題則可出可入，不要過分責備。這也就是說，大節不放過，小節可權宜。人雲“大事不糊塗，小事不聰明”，亦可為本章作注。
19。12子遊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子夏聞之，曰：“噫！言遊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灑掃：灑水、掃地。
應對：問答等禮節。
進退：進出等禮節。
上章言“大德”與“小德”當何如。本章言何為“本”，何為“末”。
子夏教他的弟子“灑掃應對進退”，在子遊看來，這是“末”。天天在做些“打掃衛生、待人接物、應對進退”的小事情，豈不就是“末”？好像如此，但真的如此嗎？
子夏講出自己如此授業的原因所在。對於先王之道，應該先傳授哪些、後傳授哪些呢？這好比花草樹木，應該區別對待。怎麼可以隨便歪曲先王之道呢？能有始有終，將先王之道完完整整傳授給學生的，那隻能是聖人吧！
看來，傳道應從淺到深，循序漸進。兩者孰優孰劣？“本”與“末”即大道與小道，亦是大德與小德。從小道入手，並非忽略大道；重大道，也未嚐不傳授小道。由“本”及“末”，由“末”通“本”，應做到遊刃而有餘地，方是傳學之道。
19。13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出仕，就是做事，履行崗位職責，恪盡職守，也是“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還是“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做好了務本的根基，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此乃仕而優則學。
學，是學文，學習《詩》《書》《禮》《樂》等文獻；學，還是學道。學的目的是出仕，是做事，隻有學好了，學得充足了，具備了做好事務的能力與本領，才可以有所擔當。此乃學而優則仕。
事實上，學仕一體，互為本末，互為根基。
讀本章，除了明白學仕一體。實際上，孔子創辦私學，有教無類，由一貫的“血而優則仕”，轉變為“學而優則仕”，使得大批平民中的精英分子登上了政治的舞台，發揮了重要作用，實在是功莫大焉。
19。14子遊曰：“喪致乎哀而止。”
幹什麼都要適可而止，居喪事亦如此。能盡其哀心即是知止，即是知禮，即是合理。隻有知禮、合理，方可傳可繼，才有意義。
《孔子家語·曲禮子貢問》記載了一個小故事。在魯國卞邑有一戶人家，母親去世，做兒子的哭個不停。按理講，哭得如此傷心，可算是致乎哀，應該得到孔子的讚賞。事實並非如此，孔子曰：
哀則哀矣，而難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踴有節，而變除有期。
孔子認為這個哭法，若是論哀確是夠悲傷的了，但是難以傳繼。禮，貴在可傳可繼，所以哭起來要有節，變除喪服要有期限。要致乎哀而止，這樣才符合人情人性。一般人可以做到，能知能行，方可傳可繼。
這個故事可為本章作注。
19。15子遊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上章借喪事要致乎哀而止，來托喻無論是守禮，還是行仁，貴在可傳可繼，要符合人情人性，一般人能知能行，方可傳可繼。若是讓人心感到了為難，違背了人的情性，恐怕就與“仁”背道而馳了。
關於讓人為難，難以做到的話題，在《論語·憲問》篇中，孔子與人談論過。有人問：“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是不是做到了不好勝、不自誇、無怨又無欲，就可以算得上是“仁”？孔子聽後，認為這些事情都不做，可夠讓人為難的，是不是為“仁”就不知道了。好勝、自誇、怨、欲均為人之天然本性。“仁”，就是對於自我天然本性的覺知。違背了本性，豈不是讓人為難？為難怎會心甘情願，又如何能因自覺而自在，這實在是講不通。可是，若是讓這“克、伐、怨、欲”暢行，那更會走到“仁”的反端。所以，不是不行，也不是行，不是沒有，也不是鼓勵有，而是要對其保持覺知，保持一定的距離。
所以，感到為難者，是難以真正地實現“仁”的。本章，子遊認為自己的朋友子張就是這樣一個自我要求較高，高到讓自己感到為難之人，其實是稱不上“仁”的。
19。16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看來，認為子張並不能稱得上“仁”之評價者還不止子遊一人，曾子也是如此看的。所謂堂堂乎，是儀表堂堂，也可以是冠冕堂皇。總之，聽說話，看言行，自我的要求都是高的。如關於交友，子張就說：“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大賢之人當是於人無所不容，而不賢者亦將無力拒人，仿佛展示了一個更高的境界與追求。怕的是，有人對自我的要求高，由此而自然對他人亦有高的要求，甚至自然過渡為對他人的約束。結果就會以“道德”的名義綁架人，違背了人心與人性，實在是難與並為“仁”。
19。17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自致：自動地達到極點。
讀前兩章可知，實現“仁”，需要立足於人心與人性，不能違背，卻也不能縱容，否則一不留心，就會墜入深淵，應了那句“人心唯危”。恰因此，“仁”不僅是本性的天然存在，還是去追求與實現的過程，需要時時對於自我保持覺知和警醒，處於理智的狀態。曾子聽孔子講過，隻有麵對父母之喪時，感情才難以控製，不能自已。
19。18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父親已經不在世，還有孝道可言嗎？事實上，在儒家文化的思想體係中，真正對於大孝的考量，恰恰是從父親去世之後開始的。子曰：
夫孝者，善繼人之誌，善述人之事者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要使事業得到繼承、傳續，不改父之道，不變父之政，非常可貴。而對於父之政的理解與掌握，當是父之臣最為綜合與全麵，這是一種多年相處的磨礪，用此臣，利於守此政。但事實上，一朝天子一朝臣。新的接班人當位，多是要顯示“我”的力量，“我”在當家作主，當務之急莫過於班子的重新組建，希望創新，談之以傳與繼的話題。不是講創新不好，而是“溫故而知新”，在傳承的基礎上創新，繼往開來，濟古維來方是正道。隻有真正地傳承，才會有真正的創新與發展。否則，多會以“創新、發展”的名義，做了些索隱行怪、沽名釣譽卻並無實效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