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醉翁內心的爭鬥雖然激烈，但在弟弟麵前卻保持著絕對的權威。他給在北京的邵逸夫發了一封電報，電文簡潔明了、不容置疑：速回滬赴南洋。
邵逸夫早有心理準備。他當即趕回上海，聽大哥說完始末，幾乎沒加思索，馬上應道：大哥放心，我也早想出去闖蕩一番了。至於大學，隻要有心，哪裏都是學堂，哪裏都能學到東西。
邵醉翁沒說話，隻是感慨地拍了拍六弟的肩膀。邵逸夫挺直了脊梁，他感到了大哥這一拍的分量，也感到了自己肩頭的責任。他知道，從此以後，他不再是倚在哥哥門下的一個孩子，而是為了家族榮譽、家族事業同哥哥一起並肩戰鬥的成人了。就在那一刻，他徹底放棄了考大學的念頭，決心要在電影業闖出一片天地。
但是他，以及他的哥哥們，當時並不知道，他的這一決定，將使中國誕生一個“電影大王”。
1928年9月，邵逸夫攜帶著天一公司的影片拷貝，漂洋過海，來到美麗的“獅子之城”新加坡。那一年，他21歲，英俊瀟灑，風華正茂。
新加坡港的碼頭上，久別重逢的兄弟倆一相見，不由熱淚盈眶，緊緊擁抱。許是因為年齡接近，邵逸夫同三哥感情最深。他看到三哥孤身奮戰，越發感到自己來此是對的。
回到住處，兄弟倆一夜無眠。不及多訴別情，邵山客迫不及待地將來新加坡之後的情形以及公司的現狀，說給邵逸夫聽。邵逸夫聽著，對三哥充滿了敬佩。三哥百折不撓、有擔當有氣概的精神鼓舞著他，他認為這才是邵家男人的風範。邵逸夫充滿豪情地說：“三哥，我來了，咱們一起努力，不但要讓那些曾經拒絕過咱們的戲院老板主動找上門來，還要讓‘天一’的影片在南洋各國遍地開花。”
然後，邵逸夫對邵山客講了這半年多來上海電影界的情況。他著重講了“明星”引發的“火燒片”熱潮，言辭間流露出對“明星”張石川等人的敬佩。
邵山客聽著邵逸夫的講述，神色慢慢凝重起來。明星公司高手雲集，出手總是不凡，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都是“天一”強有力的對手。幸虧“天一”搶先一步，占領了南洋市場。如此說來，“六合”圍剿，正是塞翁失馬，未必是壞事。
邵山客正色對邵逸夫說：“老六，你放棄考學來到這裏，代價不小，咱們一定不能讓這代價白白付出。要想幹好，就得付辛苦，你要有心理準備。”
邵逸夫也神色凝重，向邵山客保證道：“三哥放心，我來新加坡不是遊山玩水的，既然來，我就做好了吃苦的準備。”
邵山客點點頭，欣慰地笑道：“我一個人還真有點吃不消呢。現在好了，你來了，咱兄弟二人齊心協力，把南洋的市場攻下來。”
兄弟倆連夜分析了形勢，決定將流動放映繼續下去，在周邊的城鎮乃至鄉村製造影響，讓“天一”的影片遍地開花。
邵逸夫來不及休息，馬上就投入了工作。他和三哥索性把帳篷、日用品也裝到了放映車上，深入到小城鎮、農村，走到哪裏，就把電影放到哪裏。來不及回到住處，就就地住下。他們盡量租用當地的放映場地，但許多地方沒有專用的場地，他們就租空地，在空地上搭起影棚，一樣觀眾如雲。
邵氏兩兄弟當時正值青春年華，盡可以把所吃的苦受的罪，當做寶貴的人生體驗。甚至他們的流動放映車，也被他們稱為吉普賽人的大篷車，平添了許多浪漫。但事實上，對於出身小康人家的邵氏兄弟來說，那段經曆實在是一種考驗。
晨曦初放，他們就要趕緊準備早場放映，而直到子夜，最後一批觀眾還沒散去。兄弟倆除了放電影，還要清掃場地，檢查機器，搭好帳篷。一張張地寫好海報，走街串巷去張貼。邵逸夫年輕貪睡，那時候最大的願望，就是踏踏實實睡一個好覺。而這最基本的要求，在當時卻極為奢侈，因為他們的流動放映車非常受歡迎，經常是剛在一處落腳，下一處已經有人過來請他們了。他們隻好夜以繼日，天天忙碌。
如此過了三個月，他們手中有了些積累，於是將人力車換成一輛敞篷小汽車。這，大約是中國電影史上最早的流動放映車了。
新加坡的市場打開局麵之後，邵逸夫血液中的不安穩因素又開始活躍。他試探著對邵山客說：“三哥，新加坡地方有限，我們可以考慮到馬來亞（馬來西亞西部土地舊稱）去放電影，擴大‘天一’的影響。”
邵山客笑了，這與他的想法不謀而合。他早就注意到，馬來亞的許多小鎮及鄉村，根本沒有電影院，許多人從來沒看過電影。邵山客認為電影這種最為大眾的藝術，是最容易被沒有文化的底層民眾接受的，他認定馬來亞的市場前景極為廣闊。
因此，有了機動車，邵氏兄弟並沒有變得輕鬆，相反更忙碌了。機動車讓他們走得越來越遠，馬六岬、吉隆坡、怡保、檳城等的城鎮鄉村，都留下了他們放映車的履跡。南洋地處熱帶，潮濕悶熱，動輒一身汗，在毒辣的陽光之下無處可逃。而經常會出現的雨天情況就更糟了，他們不能因為風雨而停止放映，隻好開著他們的小車，在風雨中艱難跋涉。農村地區沒有大路，許多次都被陷在泥濘之中，風雨大作，一籌莫展。而這種悶熱潮濕的氣候，正是蚊子的樂園，每到晚上，他們還要忍受蚊子的狂轟濫炸，整夜難以入眠。
經過辛苦努力，他們的流動放映車闖出了名氣，也有了固定的經營模式。邵山客便將放映車交給六弟經營，自己則繼續鞏固和開發城內的戲院。他知道，流動放映不是長久之計，人力成本也太高。若想真正在南洋站穩腳跟，還是要攻克那些大戲院。
如此一來，邵逸夫的工作就更多了。他徹底從一個富家公子，變成了一個苦力。那時的放映設備十分落後，需要用手一格格地搖片子，每一場電影放下來，都會累得腰酸背疼。
可以安慰的是觀眾對他的歡迎。他們給當地偏僻鄉村的人們原始而寂寞的生活，帶來了無盡的樂趣和歡笑，而觀眾也回饋給他們熱烈的歡迎。觀眾並不限於華人，當時是無聲電影，沒有對白，不懂漢語的當地人也一樣跟著看得津津樂道。每到一地，都是人山人海。許多次，因為天氣或者汽車出了故障，到了約定時間他還沒有到達目的地，這時，當地的觀眾就會迎著他要來的路，尋找他的放映車，幫他拿東西，幫他推車，像歡迎英雄一樣簇擁著他來到放映場地。
多年以後，邵逸夫回憶起年輕時的那段日子，感慨地說，他那時候屬於漂泊的命，每天跑來跑去，確實辛苦。但那段經曆讓他終身受用無窮。他說：在那樣的生活中，我學到了許多東西，這些東西讓我一輩子受益。如果我不經曆這一段生活，不會有今天。現在的年輕人，心很高，學問也很深，但是不能夠吃苦，是一大缺陷。
邵逸夫有個英文名字，Runrun Shaw。翻譯過來，就是跑來跑去的意思。關於這個奇怪名字的來曆，流傳著兩個版本。版本之一說，意為在大哥邵醉翁手下做後勤的時候，每天汗流浹背跑來跑去；另外一個版本則說，這個名字指邵逸夫初到新加坡時候，在周邊城鎮鄉村跑來跑去。不管哪個版本，都能夠得見邵逸夫的勤奮。許多年後，邵逸夫功成名就，曾有人問過他，這個英文名到底隱含著什麼意思。邵逸夫淡淡一笑，說他中文名叫邵仁楞，而Runrun的讀音，和上海話“仁楞”近似。邵逸夫對那段刻骨銘心的經曆，無意強調。也許，他認為那是成功之路的必經階段，不必在意。
無論如何，他憑著跑來跑去的精神，和三哥邵山客一起，終於跑出了泥濘，跑上了陽光大道。他們把生意從新加坡做到了馬來西亞各埠，流動放映車，也從最初的一部，增加到六部。至此，他們終於在南洋一帶站穩了腳跟。“六合”公司和南洋一些大戲院的協議，正如邵山客最初所料，隨著“天一”發行網絡的建立，已經變成了一張廢紙，“六合”原有的陣地漸漸喪失，南洋隨處可見“天一”的片子。“天一”上海總部，把影片源源不斷銷往南洋，再也不怕周劍雲控製國內市場。
杜雲之著過一本《中國電影史》，提到邵氏兄弟新加坡創業一段，如此寫道：
民國17年（1928年），邵仁枚（山客）離開上海，來到星島的大城小鎮，甚至鄉村地區放映影片，招徠觀眾。而後，邵逸夫加盟。他們從巡回放映電影，發展成為開設遊藝場和電影院。刻苦耐勞的經營，耗費30餘年，終於在星島創立龐大的電影娛樂事業，擁有100多家電影院和若幹遊藝場……
龐大的電影娛樂事業，終是後話。但此時邵氏兄弟在南洋的事業，確是風生水起。好運接踵而至，他們兄弟倆吃苦耐勞、赤手空拳打天下的精神，感動了一個人，這個人的出現，替他們清除了“明星”在南洋設置的障礙。
這個人叫王竟成。大約名字中“有誌者，事竟成”的意義影響著他，這是一個肯吃苦、肯實幹的人，憑著這種精神，他最終成為檳城首富。
一樣是憑實幹起家的王竟成，早就注意到邵氏兄弟以新加坡為基地，向周邊城市進軍的行為。他暗暗佩服這哥倆的實幹精神，也欣賞他們的頭腦，認定他們絕非池中之物，將來必成大事。身為檳城首富的王竟成，主動找到邵氏兄弟，將他們約到茶館喝茶。賓主相談甚歡，說到創業的艱辛和當初苦苦的堅持，王竟成不由歎服。又說到現在所遇到的困擾，因為“六合”設阻，致使“天一”的影片在城中大戲院，仍然難據一席之地。王竟成聽了，決定幫這兩個年輕人一把。
當時，控製南洋影片業務的地頭蛇，叫王雨亭。此人與黑社會勾聯，財大勢大，獨霸一方，無人敢惹。放映誰的片子，接攬哪家公司的業務，都由他說了算，旁人均不能違逆。而這個王雨亭，與“明星”公司素來交好，得知“六合”對“天一”的圍剿，他專程到上海和“六合”簽約，與“六合”組成聯盟集團，聲明不買“天一”的影片。新加坡許多戲院，都唯他馬首是瞻，他與“六合”這一紙聲明，令很多戲院不敢引進“天一”的片子，邵山客在南洋的發展受到很大阻礙。
王竟成找到王雨亭，先曉之以理，告知邵氏兄弟來南洋創業不易，客客氣氣地要求王雨亭對他們網開一麵，再許之以利，讓王雨亭撤銷對各戲院的限製，允許“天一”的影片進入，邵氏兄弟自會給他相應的好處。王雨亭豈敢不買王竟成的賬，當即表示不再與“天一”作對，各戲院都可以自由接納“天一”的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