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敘述裏不難看出，如此原始的發音方法，其實存在著許多弊端。當時的影片放映技術和放映設備都比較落後，難免會出現影片斷片、跳片的現象，而這時，蠟盤錄音還在繼續，於是銀幕上的畫麵，和觀眾聽到的聲音，就成了兩張皮。往往銀幕上一個男人在張嘴，而觀眾聽到的卻是一個女人的聲音。
盡管如此，作為一種新興事物，有聲片還是受到了國人的熱烈追捧，明星公司作為中國有聲電影的急先鋒，從中獲取了很大的利潤。
利益永遠是商家的最終追求。看到“明星”靠有聲片賺足了錢，其他電影公司也紛紛跟上，要讓銀幕上的人物開口說話。較有影響的有友聯公司拍攝的《虞美人》，華光有聲電影公司拍攝的《雨過天晴》等。但這些片子與《歌女紅牡丹》一樣，也是借助外國人的人員和技術拍攝而成，不能算是中國自己製作的電影。
當時讓電影發聲，有兩種方法：一種是蠟盤發音，就是把電影所有的配音都錄入一種蠟盤，然後在放映時與影像同步播出。這是比較原始的技巧，如果發音和畫麵的銜接錯位，就會鬧出笑話，也許蠟盤放出的是一個小姐的聲音，畫麵裏卻是一隻狗在叫。另一種技術就是片上發音。就是在影片後期製作時候，把聲音和畫麵記錄到同一個拷貝上，這樣在播出的時候，就能保證聲音與畫麵同步了。但這種方式，後期進行技術處理的過程比較複雜，錄音設備也比較昂貴，中國的電影公司想用這種技術拍攝，必得借助外國人的技術力量和設備。
沒能在有聲電影領域搶得第一，邵醉翁遺憾之餘，反倒不再著急。他想，既然時間上輸給了“明星”，那就在技術上、品質上超過它，把市場贏回來。他不惜重金，多方聘請技術人員，拍了一部畫麵與聲音同步的影片：《歌場春色》。
《歌場春色》果然不讓邵醉翁失望。這部片子1930年10月，在“光陸”、“南京”兩家戲院同時上映之後，轟動一時。暢快的畫麵和對白，令觀眾如置身情境當中，再不會出現畫麵與聲音剝離的尷尬。此片一出，南洋等地片商聞風而至，特來訂購了大量拷貝。
如此火爆的局麵背後，邵醉翁卻有苦難言。因為當時“天一”靠自己的技術，遠不能拍攝有聲影片。但因為有聲電影是新技術，美國公司和已經掌握這一技術的日本公司，都拒絕出賣設備和技術，隻同意以合作的方式，提供技術支持。這種情況之下，邵醉翁隻好向美國人租借有聲電影器材，並聘請外國技師來華進行拍攝。雖然上映後反響熱烈，票房火爆，但邵醉翁向美國公司等支付了巨額租金和酬金以後，居然所剩無幾。
但不可否認的是，《歌場春色》的誕生，促使中國電影生產進入了先進的有聲技術時代。
此時，邵逸夫與邵山客在新加坡正受著經濟蕭條的困擾。雖勉力支撐，卻眼見得娛樂場生意日益冷清，顧客日益稀少。邵氏兄弟分析，這種局麵的出現，經濟蕭條隻是原因之一，作為娛樂行業，不能推出新的娛樂形式，久之顧客難免厭倦，生意自然會越來越清淡。
他們在與上海的大哥通信中，了解到有聲電影在國內的情狀。邵逸夫敏銳地意識到，有聲電影已成不可扭轉的趨勢。他思來想去，果斷做出一個明智決定。他找到邵山客，說：“三哥，我打算拍有聲電影。現在隻能靠有聲片救市了。”
邵山客有些猶豫。他沉吟道：“老六啊，有聲電影大哥已經搞了。你也看到了，核心技術控製在外國電影公司的手裏，他們怎麼會把利潤拱手讓出？大哥的《歌場春色》，刨了成本，等於賠錢賺吆喝。”
邵逸夫胸有成竹：“這我當然想到了。所以我打算走另外一條道，咱們不找美國或者日本的公司提供技術支援，而是直接去美國，購買有聲電影器材。”
邵山客聞言一驚，繼而深感振奮。自己怎麼就沒想到可以完全不依靠外國公司拍有聲片呢？他沒想到六弟有如此膽識魄力。但美國畢竟是個過於陌生和遙遠的地方，此去究竟如何？他不無擔心地說：“現在經濟不景氣，投入大筆資金去美國購進設備，拍攝有聲電影，會不會讓咱們血本無歸？”
早已將這個問題在腦海中想過無數遍的邵逸夫，信心十足地說：“正因為現在經濟蕭條，大家都不敢投資，咱們才要搶先出手，占領市場。三哥，你放心，不管經濟蕭條不蕭條，電影什麼時候都會有人看，重要的是我們要拿出觀眾喜歡看的東西來。”
其實邵山客對南洋電影市場的蕭條，也一直在思考對策，他如何甘心自己在南洋苦心經營的電影事業就此沒落。有聲片出現以後，他不是沒想過拍攝有聲電影，但大哥在上海的經驗令他對拍攝有聲片望而卻步。外國公司的層層盤剝，使公司沒有什麼利益可圖。現在六弟提出去美國買設備，令他眼前一亮，認為依靠自己的技術拍攝有聲片，或許是拯救南洋市場的良方。
但他還是有顧慮，問邵逸夫：“美國的電影商不肯把設備和技術賣給大哥他們那些中國的電影公司，又怎麼會賣給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