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村人接替邵醉翁來到香港，麵對滿目狼藉的港廠舊址，他並沒有像大哥一樣被打擊得灰心喪氣。也許是因為沒有親自經曆火災驚心動魄的場麵，這滿地廢墟沒帶給他觸目驚心的慘痛，反倒激起了他的鬥誌。他決心要重振雄風，在香港再創出一番邵氏的雄圖大業。
邵村人來港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換了“天一”的名字。邵村人終究是傳統觀念，“天一”連遭大火，他對此心有芥蒂。而“天一”的主要業務一直在南洋，所以他棄“天一港廠”的名稱不用，改為“南洋影片公司”。
邵村人在公司一直負責財務，養成了嚴密、謹慎的性格。他提出“節約成本、提高效率”的口號，要求公司上下一律執行，力圖以最小的投資收回最大的效益。事實上，在“節約成本”方麵，邵醉翁一直就是這麼做的，隻是他沒有製度化，較為隨心所欲，有關片酬、加班費等等，他常憑一時興致，一個人說了算。邵村人則製訂了嚴格的規章製度，賞罰分明，按章辦事，員工的獎懲從此有據可依，按照製度執行即可，使大家口服心服。邵村人還清理了公司賬目，要求賬目必須清楚，以做到“有賬可查”。
“天一港廠”遭受重創，元氣大傷。邵村人的這一係列舉措，非常有利於公司的發展。很快，公司在邵村人的打理下，開始走上正常運行的軌道。
公司正常運行後，接下來的事情自然是製片，這是作為一家電影公司的核心業務。邵村人審時度勢，決定遵循“天一”的一貫宗旨，仍然走通俗路線，拍商業片。
邵村人是根據香港的具體情況做出如此決定的。香港作為英殖民地，普通百姓對國內政治一向不感興趣，是個純粹的商業城市。在這樣的城市裏，商業片大受歡迎，很有市場。即使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內地抗戰全麵爆發，香港仍在歌舞升平。所以，“天一”那些表現才子佳人的古裝片、稗史片，在上海的時候頻頻受到攻擊，說他們格調低下，思想落後，在香港卻如魚得水。
籌備拍片，邵村人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導演的人選。以前，邵醉翁本人就是導演，他深諳其中玄妙，拍商業片輕車熟路，本著他“短、平、快”的拍片原則，往往十幾天就完成一部影片。如此既可占得市場先機，更能夠節省成本。
當時“天一”元氣未複，搞低成本製作非常重要。事實上，這也正是邵醉翁一貫的思路。邵醉翁對此自有自己的一套理論，他曆數中國電影30多年的發展曆史，分析其中的經典影片，比較後認為，請大導演、名演員進行大製作，誠然容易創造票房奇跡，但很多時候，低成本的小製作，同樣可以贏得票房。
眼下邵醉翁收山隱退，邵村人的當務之急，就是找一個新的導演。邵村人知道，導演的水平和拍攝速度，直接影響著拍片成本，進而直接關係到公司的發展。他必須找一個和自己思路一致的高水平導演，才能帶領公司迅速走出困境。
當時因時局不穩，內地多有動蕩，許多文化人流落香港。邵村人慧眼獨具，在這些人中，看中了來自上海的洪濟。
洪濟頗有家學。他的哥哥，乃當時電影界鼎鼎大名的洪深。洪深能編、能導、能演，堪稱戲劇界的天才，曾被郭沫若譽為中國藝術界的“傑出之才”和“完人”。中國第一部有聲片《歌手紅牡丹》，即由洪深擔任編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