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早上，邵村人親見了日本飛機轟炸英軍兵營的場麵，他立即給上海和新加坡打電話，確認兄弟們的人身安全。邵逸夫後來回憶說，他在電話裏，都聽到了不遠處的爆炸聲。
即便如此，邵村人也並沒有立即撤離香港。一家老小十餘口，行動起來十分不便。他在家裏靜觀其變，寄希望於局勢有所轉變。不料，時局越來越緊張，戰爭不可能在短期內結束，邵村人終於決定，結束在香港的一切業務，帶家人回上海避難。
邵氏兄弟一向遠離政治，把自己放在一個生意人的位置上，本本分分經商賺錢。但戰爭的爆發，讓他們終於沒有逃過此劫。1941年12月底，邵村人將香港的一切業務處理完畢，挈婦將雛，帶著一家老小回上海。他是1936年接替大哥的業務來到香港的，南洋影片公司在他的打理下，在“天一”燒毀的廢墟上重又開出了茂盛的生命之花。如今戰爭迫使他不得不離開這個讓他大施拳腳的地方，他下定決心，一定要卷土重來，東山再起。
邵村人與一家老小輾轉了半個中國，抵達上海。但此時的上海，也早不是昔日模樣。1941年12月8日，日本人占領了上海租界，上海也變成了日本人的天下。日本鬼子在上海同樣施燒殺搶掠之惡行，在日寇的欺淩之下，上海暗無天日，人民苦不堪言。
當時，電影人張善琨在上海租界，出麵將12家電影公司合並起來，成立了“中華聯合製片股份有限公司”。這種情形之下，想按照自己的意願拍電影已無可能，日本人強製性與其合作，罪惡的太陽旗下，此公司成為為日本侵略者服務的漢奸電影公司。
邵氏兄弟作為商人，雖然一直以來都小心地遠離政治，以求自保，但在民族危亡之際，他們沒有忘記自己是一個中國人。他們不做文化漢奸，拒拍漢奸電影。他們的拍攝器材封存在香港，暫時將電影夢擱置起來。
邵醉翁與邵村人在上海的生計，隻有靠“笑舞台”了。邵醉翁雖由此發跡，算是輕車熟路，但國難當頭，來娛樂消閑的人少而又少。兄弟倆勉力支撐，苦苦經營。至於拍電影，隻能靜待時機了。
這個時候，遠在南洋的邵山客和邵逸夫，日子同樣艱難。
日本叫囂要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目標自然不單單是中國。日寇侵占香港之後，立即出兵進犯南洋，攻打新加坡、馬來西亞各國。太平洋上從此失去了太平，整個南洋一片血雨腥風，淪入日寇鐵蹄之下。
邵山客和邵逸夫的電影事業，在這戰亂之中，在日寇的血腥統治之下，又一次麵臨著嚴峻考驗。
日本進攻香港當天，邵村人給遠在新加坡的兩個弟弟打電話，要他們多加小心。接電話的老六邵逸夫雖聽著電話裏傳來的爆炸聲，心裏並無多少擔憂。他天真地以為，自己兄弟並未參加抗日活動，日本人未必會拿他們怎麼樣。
但是，與侵略者怎麼會有道理可講。在日寇的殘酷統治之下，任何人都在劫難逃。為了逃避日本人的欺淩，邵山客躲在一個破廟裏，但仍被日本人找到，不由分說，五花大綁捆到了已經被日本人接管的新加坡戲院，去為日本人賣苦力。邵山客這一幹就是三年多。
邵逸夫更為悲慘。新加坡被日本人所占領，電影已完全沒有市場。邵逸夫沒有生意，為了避禍，就足不出戶，賦閑在家。
但是戰亂中的國家，豈能容下一間清靜的屋子。一如整條船都在波濤洶湧的大海中顛簸，不可能留有一隅的安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