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伯與祝英台》走紅之後，李翰祥在邵氏的地位已經無人能及。他是邵氏公司的第一導演，呼風喚雨，連邵逸夫也不得不聽他幾分。
但當此之際，李翰祥卻打起了跳槽的主意。
李翰祥打算離開邵氏，原因是多方麵的。
李翰祥未出道的時候，也曾說過：“隻要有人讓我做導演，別說八年的合同，八十年我都簽。”那時候，他甘於在邵氏旗下，聽從調遣。但時過境遷，他漸漸成為不隻邵氏，而是整個香港最有名望的導演，如果還讓他享受當初的待遇，他自然會心生不滿。
邵氏公司，雖然有規模宏大的清水灣影城，看似氣勢不凡，但究其實，仍是一個中國式的傳統公司。在公司內部，實施的不是股份製，而是“老板製”。也就是說，公司一切都歸老板所有，公司一切也由老板說了算。公司所有職員，無論是明星、導演、高層決策人員，還是普通工作人員，都實行傳統的雇員工酬製度。其能力大小、成績好壞也由老板一人說了算。說到底，邵氏公司的所有人員，都是在給邵逸夫打工。老板會為了公司需要，對哪個人特別好一些，也無非多發些獎金、送幾個紅包，或者替誰包裝、推銷一下，但說到底，還是老板與雇員的關係。
這種製度的弊端，就是導致公司任何人，都不會在公司裏找到主人的感覺。無論是想法，還是待遇，在這裏都受到一定的壓製。同時，也造成人員的容易流失。既然此處不是我家，自然哪裏合適便到哪裏去。很多人都抱有這種想法。
但對於大多數人而言，無論走到哪裏，也無非是做一個拿薪水的打工仔，邵氏實力雄厚，待遇尚可，所以公司人員流動性並不強。
但那隻是對於普通人而言，作為李翰祥，想法自然不同。蛟龍豈能久困池中？如今李翰祥名氣地位都有了，更有許多電影公司明裏暗裏邀他加盟，他在心裏暗暗作著比較，已經不甘心再仰人鼻息。況且李翰祥是個很有想法的導演，對藝術有自己的獨到見解，邵逸夫雖然器重他，尊重他，卻終不能完全由他說了算。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李翰祥開始有了自己的打算。
老板與雇員的關係，說到底，就是靠金錢維係，我幹活，你付錢。李翰祥眼見得自己導演的影片頻頻獲獎，並為公司帶來豐厚的票房收入，使邵逸夫名利雙收，自己卻有名無利，隻拿很少的片酬，感覺這和他所創造的價值是不相符的。
多年以後，李翰祥回憶說：“嶽楓拍《紅娃傳》，光導演費就兩萬三萬的，我才八千港幣一個月，他們拍一部等於我拍三部。算算，我替邵氏大概賺了3600萬元，等於我替它擦亮了招牌。”
嶽楓、陶秦等導演，是邵逸夫重金挖過來的，邵逸夫給他們開出的片酬很高。這種隨意性較強的付薪方式，大約也讓李翰祥心生不滿。
其實所有這些事情的發生，皆屬公司製度問題。老板一人說了算，自然隨意性強。鄒文懷曾對邵逸夫指出過這個問題，希望他能夠進行改革，實行分紅製度或股份製度。但邵逸夫沒有接受，隻答應可以考慮進一步提高大牌導演、明星等有功之臣的片酬。
可是，沒有嚴格的製度，就很難讓人信服。尤其對於李翰祥等既有能力，又確實給公司帶來巨大效益的人們來說，就更是這樣。李翰祥從邵村人時期就在邵氏公司，從一部《貂蟬》開始，為邵氏屢建奇功，立下了汗馬功勞。但是，越是如此，李翰祥心中越不平衡。他為邵氏如此賣命，掙得如此多的票房與榮譽，在他看來，邵氏理應給他更高的待遇。而他得到的，卻隻是一些虛銜，比如“名導演”、“邵氏第一導演”雲雲。雖然在邵氏他得到了足夠的尊重，從老板到員工，都對他言聽計從，但也不過是把他看成一個賺錢的工具，因為有用，才如此對他。所以這種尊重和信任，終是虛名。
基於這種種原因，李翰祥心生去意。他覺得自己在藝術上已經成熟，名聲也有了，邵氏已經不能提供給他更好的空間。他不想再為誰打工，而是想另立山頭，開創一番自己的事業。雖然他非常感激邵氏兄弟的知遇之恩，是邵氏公司給他提供了條件和機遇，但李翰祥反複考慮之後，還是決定離開邵氏，自己創業。
李翰祥要走，邵逸夫自然不舍。放走李翰祥，就等於放走了邵氏公司最優秀的導演，也等於放走了一棵搖錢樹，放走了他最為倚重的心腹。
但當此之際，邵逸夫棄諸多可以挽留李翰祥的方法不用，而是非常強硬地與李翰祥說到合同。
當初，李翰祥與邵村人簽了一份八年的合同，合同到期後，他又與邵逸夫續簽了合同。那時候，李翰祥深得邵逸夫倚重，在公司內說一不二，得以盡情施展自己的才華，並沒有想到離開，所以毫不猶豫地續簽了合同。但是，如今要離開公司，這一紙合同就變成了緊箍咒。因為眾所周知，邵氏的合同曆來刻薄，合同一共30多條，都是站在公司立場上說話的。如果你一直業績平平，隨便從合同裏拿出一條，就可以算你違約，沒有任何條件地讓你走人。但如果你走紅，則隻能老老實實按照合同辦事，不能有絲毫逾越，否則合同中的每一條都是捆綁你的繩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