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節6月19日閉幕，6月20日，台灣有關部門組織與會代表在台灣觀光。有兩處可選，分別是台中和金門。如今的台北故宮博物院，當時尚未遷入台北，博物院所藏珍寶，當時都存放於台中霧峰故宮。陸運濤對文物興趣濃厚，想去參觀國寶，於是帶領“電懋”代表團乘飛機去了台中。
邵逸夫沒有陸運濤那麼濃厚的藝術家氣質。他作為商人的實用主義精神，這一次救了他。他了解到，金門是禁止參觀的軍事重地，那裏有一些地下工廠和一些地下戲院，平時是無法進入的。邵逸夫後來說：“這種機會千載難逢，我當然去金門看看哦。”
就是這一不同的選擇，造成了兩人生死兩重天的結局。1964年6月20日下午5時30分，陸運濤乘坐的這架“中航”C—46型環島號班機，在台中上空失事墜毀。機上52名乘客，5名機組人員，全部罹難。這次事故奪去了陸運濤的生命，也將“電懋”推向了滅亡之路。
不隻陸運濤，這次飛機失事，還帶走了多位當時電影界極具影響力的人物。除陸運濤夫婦外，還有國際電影懋業公司的製片王植波、台灣電影製片廠廠長龍芳、國際影業董事長夏維堂等人。當地媒體稱：這是台灣光複以來，第一架民航客機在本省失事。這第一次，給電影業造成了巨大損失。尤其是陸運濤之死，徹底改變了香港影業的格局。
陸運濤對於香港影業，有著開創性的影響。他最先引進好萊塢機製，在業務上製訂全年計劃，工作中實行流水線作業，片場按照事先的規劃安排拍片，管理製度非常先進。同時，“電懋”對於劇本的要求也是最為嚴格的。劇本乃一劇之本，陸運濤組織了最高水平的編劇，對每一部劇仔細把關，確保影片精益求精。就藝術性而言，“電懋”的作品，是當時香港水平最高的。
獲獎情況，“電懋”也並不輸於邵氏。1956年到1965年，“電懋”共出品102部國語片，其中劇本、演員、導演獲獎無數。
但是，在許多時候，“電懋”的時裝片，觀眾反應都不及邵氏的古裝劇。這令許多電影專家也感到不解。因為按照常理，在香港這樣的大都市，其市民似乎更應該歡迎時裝片。
其實，從此前“電懋”與邵氏的爭鬥中就能夠看出，陸運濤的弱點，是文人氣太重，他更關注作品本身，卻對市場缺乏足夠的認識。他忽略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劇本文學性高，並不等於普通大眾能夠接受，有時還可能恰恰相反。況且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時局不穩，經濟也不算發達，有許多地方仍是糧食救濟地區，這種情況之下，“電懋”的作品就顯得與生活脫節。“電懋”電影中的人物，多穿著華麗，出入高檔場所，啜著咖啡，吃著西餐，與情人喁喁而語。所謂煩惱與艱難，也不過是與戀人分手、與父母分歧等兒女情長，與普通平民生活相去甚遠。
此外，“電懋”和邵氏一樣，在管理製度上都實行高度的中央集權，大權係於一個人身上。因為權力過度集中，陸運濤遇難之後，導致了“電懋”內部一片混亂。陸運濤經管“電懋”，從未讓家族的其他人插過手，他突然去世，陸家卻沒有兄弟或子侄可以接管。而這本是家族產業，沒有落於旁人之手的道理，於是最後，由陸運濤的胞妹夫朱國良接過了電懋公司。
1965年，朱國良將“電懋”改組為“國泰機構（香港）有限公司”。但是此時，原“電懋”人員已經大量流失。朱國良隻好任用新人，搞低成本製作。所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延續著以前的路子，使用已經成熟的模式，“國泰”在以後的幾年裏，製作出了許多影片，在年產量上甚至一度超越“電懋”。1965年到1970年，國泰總共出品97部國語片，影片總體水平雖然遠遜於“電懋”，但也不乏佳作。
但邵逸夫自陸運濤逝世，就不再將“電懋”當成對手了。果然，朱國良接手後的“國泰”，無論是影片藝術成就，還是票房，都遠遠不能對邵氏構成任何威脅。
1971年，朱國良停掉了國泰製片公司。至此，陸氏家族影業宣告結束。
事後邵逸夫慶幸地說：“要是我和陸運濤同坐一架飛機，哪能還有命？”的確，如果當時邵逸夫也登上那架飛機，那麼後來的香港電影史，怕要重新改寫。如果陸運濤活至今日，香港電影業的格局也會是另外的樣子。但是曆史不能假設，陸運濤死了，“電懋”終在電影業銷聲匿跡，而這一切，似乎都是冥冥中在成全邵逸夫香港影壇霸主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