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李翰祥離開邵氏，給公司帶來很大的損失，也讓邵逸夫大受打擊。而接下來的1964年，更是一個多事之秋，圍繞著邵氏公司，發生了一係列的變故。
首先是邵逸夫的長子邵維銘遭到綁架。邵維銘畢業於英國牛津大學，專修法律。畢業後來到新加坡，協助三伯父邵山客經營邵家在南洋方麵的電影業務。
1964年2月5日，邵維銘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突遭綁架。邵山客得到消息，心急如焚，立即致電香港的邵逸夫。
邵逸夫自然也焦急萬分，但他久經沙場，此時仍能保持鎮定。他分析，綁匪的目的無非是敲詐錢財。邵氏公司在南洋名氣極大，到處都有邵氏的院線，樹大招風，未免會引起一些人的覬覦。眼下綁架邵維銘，定是要拿他作為人質，想從邵逸夫身上大撈一把。
邵逸夫的猜測是對的。對方正是新加坡一幫黑道人物，目的是索取高額贖金。邵山客告訴邵逸夫：對方開價300萬。
邵逸夫鬆了一口氣。隻要有價，事情就好商量。為了兒子的人身安全，他與三哥商量，最後決定，不報警，答應綁匪的要求。邵山客按綁匪指定的時間地點，將300萬贖金如約送到，對方還算守信，見到錢，當下放了邵維銘。一場災難，算是用錢買回了平安。
事情雖然很快解決了，卻在邵逸夫心裏留下了陰影。他時時覺得自己處在危險當中，內心深處不免有些戰戰兢兢。
綁架事件剛剛平息，香港電影界又出了一件大事。
這件事，徹底改變了香港電影業的格局。
香港電影界，好長一段時間以來，都是邵氏公司的天下。但自從電懋公司成立以後，這一格局開始發生變化，邵村人經營的邵氏公司每況愈下，而“電懋”則蒸蒸日上。1957年，邵逸夫從新加坡來到香港，接手邵氏在香港的電影業務，形勢才有了新的變化。邵逸夫興建影城、改組班子、大膽起用新人，並且用盡手段，不惜成本，為公司招攬人才，並與“電懋”展開了挖角大戰。之後起用名不見經傳的小導演李翰祥，拍出了《貂蟬》、《江山美人》、《梁山伯與祝英台》等影片，“電懋”漸漸招架不住，開始呈現敗勢。
此時，“電懋”內部也出現了一係列的問題。首先是“電懋”在香港的當家人鍾啟文辭職，轉投他處。“電懋”的著名編劇、製片主任宋淇，此前也已經離開了“電懋”。“電懋”的金字招牌、大牌編劇張愛玲，去了北美，繼續從事自己的小說創作。一時間，“電懋”的各種人才流失過半，使公司陷入了困境。
但“電懋”畢竟有強大的經濟力量做後盾。鍾啟文走後，陸運濤來到香港，親自擔任“電懋”行政總裁。他為公司注入大量資金，拍攝了多部當時時興的寬銀幕彩色電影，同時加緊開拓台灣市場。台灣是國語片的主要市場，“電懋”拍攝的時裝片在台灣很受歡迎。
可以說，“電懋”盡管出現了這樣那樣的問題，終究是一個實力雄厚的大公司，也是唯一能夠對邵逸夫構成威脅的公司。所以，邵逸夫與陸運濤，兩個香港電影業巨頭，終於坐到了一起，展開了談判。陸運濤首先表明了自己的立場：和平共處，避免惡性競爭。
邵逸夫細細思忖，分析兩家公司的優勢和劣勢。當時，李翰祥剛剛從邵氏離開，邵氏公司上下，人心稍有浮動。而資助李翰祥離開的人，正是陸運濤。倘繼續與陸運濤明爭暗鬥，難保他不趁此時機，鼓動並資助更多的邵氏骨幹跳槽。
二虎相爭，必有一傷。為避免這種局麵，邵逸夫向陸運濤伸出了橄欖枝。1964年3月5日，邵氏與“電懋”發表“君子協定”，內容是：今後不拉對方編劇、導演、演員或其他重要職員；不在鬧雙胞胎案；每一月或兩月雙方部門負責人以茶聚方式會麵、交換意見……
這一“君子協定”對於邵逸夫來說，一方麵，限製了一個強大對手的惡性競爭，但另一方麵，也限製了他自己的許多競爭手段。李翰祥離開後，邵氏很長時間沒拍出有轟動效果的影片，而陸運濤親自執掌“電懋”之後，“電懋”正漸漸恢複元氣。這讓邵逸夫很有危機感。他不得不考慮，如何在不違反“君子協定”的前提下，與“電懋”競爭。
邵逸夫尚未想出好的辦法，形勢突變：陸運濤突然死亡。
這一變故，徹底改變了邵氏與“電懋”的對峙局麵，也改變了香港電影業的格局。
事情的起因，緣自第十一屆亞洲電影節的舉行。1964年6月，十一屆亞洲電影節在台北舉行，香港兩大電影業巨頭，邵逸夫和陸運濤，都來台北參加了這一次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