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青春的火花凝固，那就是詩。
青春煥發的姚蓬子，沉醉於詩的幻夢。
一九二四年盛暑，料理了母親的喪事之後，借助於一位同鄉的介紹，來到了上海，在光華書局當編輯。從此，開始了他的文學生涯。
脫去長衫，穿上西裝，姚蓬子昂首闊步於上海四馬路（今福州路）。那時的大馬路、二馬路、三馬路（今南京路、九江路、漢口路）是商業街，而四馬路則是文化街。
徜徉在四馬路，姚蓬子如魚得水，以為中國雖大，唯此街於他最宜。在四馬路上，中華書局、梁溪圖書館、新文化書社、群眾圖書公司、有正書局、大東書局、泰東圖書局、國華書局、來青閣，比肩而立。自四馬路轉角往南，棋盤街上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文明書局、民智書局、武學書局、公民書局、中華圖書館、掃葉山房、文瑞樓、著易堂、廣益書局鱗次櫛比。不遠處，有著會文堂書局、新民圖書館、亞東圖書館、千頃堂、蟫隱廬。
這裏是書的王國，文化的殿堂，作家的搖籃，書商的市場。
一九二四年六月，四馬路上一家名叫“光華藥店”的鋪子，被新創辦的書店買下，掛出了“光華書局”的招牌。
光華書局給四馬路增添了氣息，它是那裏第一家專出新文藝書籍的書店。老板乃上海出版巨子張靜廬。他先在上海創辦了頗有影響的《商報》。後來，他想在《商報》辦個出版部，印行書籍。張靜廬與郭沫若相熟。當他來到上海環龍路（今南昌路）郭寓，郭沫若痛快地答應給他兩部書稿——《三個叛逆的女性》和《文藝論集》。張靜廬開始印郭沫若的這兩部書，便打出了“光華書局”的牌子。正巧，四馬路上有一家光華藥店支撐不下去，要出租店麵，張靜廬就租了下來。於是，“光華藥店”變成了“光華書局”。有趣的是，開業之後，仍不時有人進來問：“賣藥嗎？”
郭沫若的兩本書為光華書局打響了第一炮。此後，郭沫若等編的《創造社叢書》、《創造季刊》，也都由光華書局印行。光華書局與創造社結下了深緣。
張靜廬先生是浙江鎮海縣人氏，跟姚蓬子算是大同鄉。借助於一位熟人的介紹，姚蓬子進入光華書局，擔任編輯。從此，他踏上了上海文壇。
頭一回去見張老板，姚蓬子西裝畢挺，領帶打得端端正正。
才幾天，他就扔掉了領帶，又過了幾天，解開了襯衫領扣，再過幾天，連西裝扣子也不扣了。他是一個隨便慣了的人，受不了“束縛”。不修邊幅、散散漫漫的他，又常愛激動。一旦激動起來，他就不住地在屋裏踱來踱去，即便夜深人靜，他也會突然跳下床來，寫下抒發自己激情的詩句。
一九二九年，姚蓬子在為自己的詩集《銀鈴》寫序時，曾追憶當初：
“我開始作詩，是遠在五六年前。那時，火與血之光已在中國的南部閃灼，曆史已走上了新轉變的前夜。那時我流寓在北京古城中。白天，我在圖書館裏找尋著古代的叛逆者之跡；如尼采、叔本華、波德萊爾、坡、阿爾誌跋綏夫等等，都是我當年神交的好友。晚上，不是躺在床上，一盞昏沉的煤油燈下，追逐著莎寧與巴莎諾夫等人的影子，在橫文的書籍中，即是跑上墮落者之集合所，以感傷的享樂來滿足我變態的本能。這些詩，都是我變態的情緒的表現嗬，我自信是如此。因為我那時無意識地毀壞著建築在宗法製度上的‘所謂合理’的生活，來恐嚇那些好意地拖住我留在墳墓中的人們！”
“我有勇氣把青春撕成了碎粉，擲給你們看吧……”
他是感傷的青年。他是苦悶的青年。他是變態的青年。他彷徨徘徊，憂心忡忡。他又不甘於沉淪和寂寞，不屑於墮落和潦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