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日這三天，漢口、武昌、漢陽相繼落入日軍手中。
蔣介石逃往“陪都”重慶苟安，姚蓬子“緊跟緊追”徐恩曾，也逃往這座山城。
明裏，姚蓬子掛著《新蜀報》副刊主編的頭銜。
暗裏，姚蓬子依然幹著中統特務的勾當，與徐恩曾保持著單線聯係。
關於姚蓬子在重慶依然是中統特務，有著兩份鐵證。
徐恩曾的秘書袁逸之，曾寫下這樣的回憶：
一九三九年，我在重慶國府路二八二號，國民黨中央調查統計局副局長徐恩曾家任他的私人秘書，約在五、六月的一天晚上，特務頭子徐恩曾，交了三百元法幣給我，對我說：‘姚蓬子明天來家，你把錢給他。’第二天上午十時左右，看門副官王積善上樓來對我說：‘姚蓬子來見你，要不要見他？’我說：‘叫他上來。’王引姚上樓來見我。我把徐交的錢給了他，他卑躬曲膝的樣子對我說：‘袁秘書，謝謝你。’在抗戰這段時期，姚蓬子從漢口撤退到重慶，表麵上仍打著左翼文化人的招牌在社會上闖，而暗裏卻單線直接和特務頭子徐恩曾聯係，供特務機關使用。
另一位曆史的見證人，則是國民黨中統局本部秘書、重慶區區長張文，他也還記得：
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年期間，在設於重慶川東師範的中統局本部，我曾幾次碰到姚蓬子。當時我任中統局第一組第二科長，曾受姚蓬子之托，代他向徐恩曾要到一筆津貼。
從叛徒到中統特務，姚蓬子的“軌跡”是清清楚楚的。
不過，姚蓬子畢竟是聰明人。這時候，共產黨的勢力蒸蒸日上，中國的未來必是赤旗的天下，已是十分明顯的了。姚蓬子不能不為自己的未來著想。瞻念前途，不寒而栗，他想為自己留條退路了。
他左思右想：當詩人吧，寫詩那點稿酬，如胡子上的飯粒；當作家吧，寫什麼呢？寫左翼作品，徐恩曾不會放過他。寫反共作品，會遭左翼作家白眼。辦刊物吧，難！在南京，丁玲與徐恩曾那一段對話，他是聽得清清楚楚的。
穩而又妥的，還是開書店。進，可以自己印書出書；退，還可以銷售別人印的書。不論進退，都可以賺錢。
他囁嚅著，向徐恩曾吐露了自己的打算：開設一家書店，“獨立謀生”去……
出乎意外，徐恩曾痛快地答應下來，而且還借給他一筆款子。
姚蓬子千恩萬謝，接過這些新鈔票，再三聲言：一旦書店站穩腳跟，有所盈利，日後定然連本加息奉還！
於是乎，重慶白象街頭冒出“作家書屋”的嶄新招牌，經理便是“左翼作家”姚蓬子。
這個書屋，兼出版社和書店於一身；姚經理，則兼編輯和老板於一身。
“作家書屋”既出書，又賣書。
姚蓬子靠著徐恩曾的“資助”，終於在山城重慶有了立足之地。他打心底裏感激徐恩曾——姚文元的“幹爹”。
殊不知徐恩曾乃是一隻老狐狸，姚蓬子竟被他蒙在鼓裏。
原來，徐恩曾那時手中的新鈔票正愁甩不出去呢！他樂得“資助”姚蓬子，以圖日後償還。
徐恩曾神通廣大，他手下的“中統”特務獲悉重要情報：“中央銀行”的鈔票，曾委托上海中華書局代印。在日軍攻占上海之際，這批印鈔票的銅版匆匆運往香港中華書局。香港落入日軍之手以後，銅版被日本特務運回上海，在那裏大量印刷……
徐恩曾跟日本特務機關掛上了鉤，悄然把日軍印製的假鈔票，運往重慶，搶購物資。徐恩曾從中發了大筆橫財。自然，從中瓜分一些給日本特務。
徐恩曾手中有的是“錢”。他借給姚蓬子的大遝新鈔票，乃假鈔票也！
直到一九四三年秋，“中統”的“對頭”——“軍統”頭頭戴笠，從浙江緝私處長趙世瑞那裏，獲知兩艘路過杭州的商船裝有大量假鈔，而船長持“中統”的證明文件不許任何人上船搜查。
戴笠命“軍統”特務截船，把鈔票空運至重慶。經中央銀行鑒定，證明皆為偽幣。
戴笠立即密報蔣介石，告了徐恩曾一狀。
蔣介石在盛怒之下，撤了徐恩曾的中統局局長職務。
徐恩曾倒台了。然而，借助於假鈔票開張的作家書屋卻沒有倒閉……
姚蓬子畢竟在文藝界人頭頗熟，拉稿頗有手腕，從名家手中弄到不少書稿。他算不上一個有實績的作家，倒是一個會賺錢的出版商——他把目光盯在名作家身上，知道名家的書有號召力，易銷，也就易賺錢。
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四日，重慶的《新民報》上，刊載了老舍的《姚蓬子先生的硯台》一文，可以說是當年“作家書屋”老板姚蓬子的生動寫照。文章短、幽默，全文照錄於下，以饗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