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隔三十多年，王若望依然清清楚楚地記得。他對筆者說：就在姚文元的文章發排不久，突然，姚文元給他打來了電話。
“王老師，我的文章的清樣，能不能多打一份給我？”姚文元問。
“對不起，我們《文藝月報》從來沒有這樣的先例。”王若望很幹脆地回絕了。
“是這樣的……”姚文元解釋道，“春橋同誌要看一下清樣。”
一聽說張春橋要看，王若望隻得答應下來：“那就破例吧——我們多打一份清樣，直接送張春橋。”
“謝謝！”電話掛斷了。
張春橋怎麼忽然關心起姚文元來了？王若望望著桌上的電話機，久久思索，不得其解……
張與姚，在“四人幫”中占了一半。張、姚在“文革”中，幾乎“齊步”前進：當張春橋出任“中央文革”副組長，姚文元充任組員；在“一月革命”中，當張春橋奪得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主任的寶座，姚文元則為中共上海市委第二書記、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第一副主任；在中共“九大”，張、姚雙雙作為“文革派”進入中央政治局委員行列；在中共“十大”，張春橋成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姚文元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張春橋與姚文元的勾結，其實並非始於“文化大革命”。
在五十年代初，一個偶然的機緣，使張春橋跟姚文元從陌生到熟悉。
他們的“友誼”淵源於上海的香山路。
在上海的四千多條馬路之中，香山路可以算是最短的幾條中的一條。它全長不過二百米長。林蔭夾道，鬧中取靜。
香山路屬盧灣區。當年姚文元所住盧灣區團委的宿舍，在香山路二號。上海的《解放日報》社雖然坐落在外灘附近的漢口路，而報社領導卻住在香山路九號。當年的張春橋，住在九號內一幢小洋房的二樓，底樓住著副總編王維。姚文元的住處與張春橋的住處，相距不過幾十米而已。
做著作家夢的姚文元，聽說《解放日報》社長兼總編就住在咫尺之內，便去拜望。
原先，在《解放日報》社的通訊員會議上，姚文元見到過張春橋，聽過張春橋的講話。不過，張春橋並沒有注意這個盧灣區的通訊員。
正因為這樣，當姚文元叩開張春橋的家門，張春橋的態度是冷淡的，敷衍著跟他談話。
姚文元就象那次在王若望麵前一樣，自我介紹一番，然後說，“我就住在斜對麵的盧灣區團委宿舍裏，跟你是鄰居。”
張春橋的臉上，依然沒有什麼表情。他隻是“嗯、喔”著，慢悠悠地抽著香煙。
姚文元似乎也發覺張春橋的冷淡，於是，他終於說起自己見過魯迅呀，說起了父親姚蓬子。
一聽說麵前的年輕人是姚蓬子的兒子，張春橋站了起來，從櫃裏拿出個破了邊沿的搪瓷碗，裏頭有幾顆淡黃色的棕子糖。處處注意“限製資產階級法權”的張春橋，覺得花花綠綠的水果糖有點“資產階級”氣味，使用“赤膊”的棕子糖招待客人，象征著“無產階級”的“風格”。
姚文元用兩個手指撮了一顆棕子糖，放進嘴裏。雖說這麼一來他講話更不順暢了，但是棕子糖的甜絲絲的感覺，使他不象剛才那麼拘謹了。
姚文元提及了父親是“魯迅的戰友”，本意是借此引起這位張總編對自己的重視，想說明自己並非一般通訊員，而是出自“書香門第”、“作家之家”的“新苗”。
張春橋確實因為姚文元提起了姚蓬子，這才看中了他。不過，張春橋卻是從另一個角度考慮的：姚文元一派“左”言，顯然是做“棍子”的好料子。不過，要找幾個這樣的青年並不難。張春橋所需要的是“聽話”的“棍子”。早在三十年代就混跡於上海文壇的張春橋，當然知道姚蓬子其人其事。張春橋很喜歡那些有著“小辮子”可以捏在他手心的青年，以便言聽計從……
若幹年後，當姚文元成為張春橋手下頗有名氣的“棍子”時，在一次小範圍的會議上，張春橋忽然講起了“白螞蟻政策”。他的臉色顯得非常嚴肅，說道：“白螞蟻會從內部蛀空大廈，這是誰都知道的。國民黨居然從白螞蟻身上得到啟示。解放前，國民黨反動派對付共產黨人的政策，本來是抓一個，殺一個，抓兩個，殺一雙。後來，改變了政策，誘逼一些被捕的共產黨人叛變，再放回去。這些叛徒就成了白螞蟻，從內部蛀空共產黨。國民黨反動派實行‘白螞蟻政策’，是從姚蓬子開始的……”
講到這裏，張春橋用眼睛瞟了一下姚文元，隻見姚文元的臉由紅轉青，由青轉白……
後來，姚文元即便因寫了《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而“名震全國”，即便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始終對張春橋俯首貼耳，成為張春橋的“親密戰友”。此是後話，暫且打住。
那天，張春橋言語不多。留在姚文元腦際印象最深的一句話是：“文藝從屬於政治。文藝理論家首先應當是一個政治家。要隨時隨刻注意政治風雲的變化。我這兒消息靈通。有空，過來坐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