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費解的是，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這一天，姚文元除了在《文彙報》發表《錄以備考》之外，還同時在《解放日報》發表《敵我之間》，在《勞動報》上刊出《關於青年的雜感》，那兩篇卻明顯地表現出“右派”觀點。同是一個姚文元，怎麼會同時既講“左”話，又講“右”言？他到底是個“左”派，還是個“右派”？
其實，其中的奧秘並不費解：《敵我之間》和《關於青年的雜感》是好多天前寫的，直到六月十日才得以發表。《錄以備考》呢？是姚文元在六月六日開了個夜車，趕寫而成。
又是張春橋給姚文元幫了大忙。六月六日上午，張春橋在電話裏，把重要消息告訴了姚文元：反右派鬥爭馬上要開始了，頭一炮就要轟《文彙報》……
火燒眉毛。姚文元趕緊翻查《文彙報》。花了一個下午的時間，姚文元才算有了“靈感”：他注意起五月二十五日毛澤東那句警告式的話——“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行動是完全錯誤的”，被《文彙報》大大地縮小了！
他連夜寫成《錄以備考》，第二天一早親自送往《文彙報》。
張春橋的消息果真靈通而準確：六月八日，毛澤東就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他寫的黨內文件《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同一天，《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一場席卷全國的反右派風暴，便從這一天開始。
本來，《文彙報》編輯部收到姚文元的《錄以備考》，並不打算刊登——何必在自己的版麵上刊登批評自己的文章？
然而，六月八日形勢陡變，《文彙報》急於要登點裝飾門麵、緊跟中央的文章，看中了《錄以備考》，當即在六月十日刊出。
連姚文元自己，也未曾想到：這篇短文會受到毛澤東又一次的垂青！
姚文元見風轉舵，一抹臉就裝扮成反右“英雄”——如同他當年喬裝打扮成反胡風“英雄”一般。
人們常常罵姚文元是“左”派。不，不，他的準確的形象是政治投機派！他，今天這麼寫，明天那樣講，出爾反爾，一切都是為了投機。一部姚文元史，便是一部政治投機史。他的入黨，他的反胡風，他的反右派，爾後他的一步又一步在政治棋盤上走過的棋，全然以投機為行動指針。
由於《錄以備考》交了鴻運，從此姚文元從“右派分子”的帽子下開脫。就連那吹掉了的愛情，也悄然複蘇了，因為金英看出來姚文元“有出息”。
毛澤東的讚揚，使姚文元頓時身份百倍。哦，風正順、帆正滿，在張春橋的指點下，姚文元日夜趕寫反右派文章。短短的半個月裏，姚文元炒豆似的在上海報紙上啪啪作響：
《堅定地站在黨的立場上》（六月十四日《解放日報》）；
《右派野心分子往何處去》（六月十五日《文彙報》）；
《從恐嚇信中所窺見的》（六月十八日《新聞日報》）；
《在劇烈的階級鬥爭中考驗自己》（六月二十一日《解放日報》）；
《“過去是有功勞的”》（六月二十四日《解放日報》）；
《揭露謎底》（六月二十七日《新聞日報》）；
《對黨的領導的態度是辨別右派分子的試金石》（六月二十八日《文彙報》）；
《這場“戲”的確“好看”》（六月二十九日《解放日報》）。
空前、空前，一下子爆出這麼多文章，姚文元作為一顆“新星”，閃射出眩目的光芒。
七月一日，毛澤東以《人民日報》社論的名義，發表了那篇著名的《文彙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又一次提到了《文彙報》“當作向無產階級進攻的工具的反動編排”。
七月四日，《人民日報》刊登了《文彙報向人民請罪》，其中提及：
“還有一些更為突出的例子。如五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在接見青年代表的時候，作了重要的講話，指出：‘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行動是完全錯誤的。’毛主席的講話給六億人民指示了分清大是大非的一個標準。這個講話發表在右派分子妄圖破壞社會主義基礎的時候，具有極其現實的戰鬥的意義。然而我們把它看成是一般新聞，竟然用極不顯著的短欄刊出，貶低了毛主席這一講話的重要意義。”
顯而易見，這段“請罪”，是對姚文元的《錄以備考》的“反饋”。
這麼一來，姚文元益發得意了。“子係中山狼，得誌便猖狂”，姚文元曾引用這句《紅樓夢》中刻畫“應酬權變”的孫紹祖的詩“評”過別人，其實，這句詩恰恰是他自己的生動寫照。
光是寫文章表表態，泛泛地批判右派，姚文元已感到不滿足了。他，掄起棍子要打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