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棍子”“失業”了一年的時候，張春橋告訴姚文元重要消息：廬山會議的“反右傾”浪潮，已經波及首都文藝界。這一回，康生樹了一個靶子，那就是巴人的“人性論”。
慣於以“領導”意圖為行動指南的姚文元，趕緊跑進圖書館，找尋那“箭靶”……
巴人，不論是革命經曆，還是文學經曆，都足稱老資格。他，本名王任叔，並非四川巴蜀人，而是浙江奉化人。他從“下裏巴人”中，取了筆名“巴人”。論年歲，他正好比姚文元大了整整三十。
早在一九二四年，巴人已參加中國共產黨。蔣介石向來看重同鄉。巴人借助同鄉之誼，一九二六年在廣州“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秘書處”任機要科科長，暗中為周恩來傳遞重要情報。大革命失敗後，巴人在上海參加發起左翼作家聯盟和中國自由大同盟。魯迅去世後，他曾與魯迅夫人許廣平一起主持《魯迅全集》編輯工作……一九五○年，巴人被周恩來任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印度尼西亞首任全權大使。一九五三年起，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社長……
在一九五七年一月號天津《新港》雜誌上，姚文元查到了巴人的一篇兩千來字的《論人情》，大喜過望——這下子可找到“大批判”的好材料了。
在《論人情》中，巴人寫道：
“如果說，我們當前文藝作品中最缺少的東西，是人情，是出於人類本性的人道主義，那麼，其原因，怕還在於我們機械地理解了文藝上的階級論的原理了吧！”
巴人指出：
“什麼是人情呢？我認為：人情是人和人之間共同相通的東西。飲食男女，這是人所共同要求的。花香、鳥語，這是人所共同要求的。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這是普通人的共同的希望。
“其實，無產階級主張階級鬥爭也為解放全人類。所以階級鬥爭也就是人性解放的鬥爭。文學史上最偉大的作品，總是具有最充分的人道主義的作品。
“因之，我想如果說，我們當前文藝作品中缺乏人情味，那就是說，缺乏人人所能共同感應的東西，即缺乏出於人類本性的人道主義。……”
“棍子”頓時“搖”起來了，揮筆疾書，寫出長達萬言的《批判巴人的“人性論”》，搶先在全國批響頭一炮。姚文元在一九六○年一月寫完，《文藝報》在一九六○年第二期刊出，上海《文彙報》於二月十日全文轉載。頓時，便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批判巴人的一股狂瀾。
姚文元居然用“老鼠糞”來嘲弄老作家巴人：
“資產階級的人性論好象一顆老鼠糞，掉到什麼鍋裏都要搞臭一鍋湯。巴人的‘人性論’是成體係的，他幾乎把它貫穿到文藝的一切方麵去，把很多問題都攪混了。”
姚文元追根刨底：
“巴人的資產階級人性論，這樣係統，這樣猖獗，並不是偶然的，它有深刻的階級根源、思想根源和曆史根源。……
“巴人的人性論，同在新文學史上我們曾經與之進行許多次鬥爭的人性論，特別是胡風、馮雪峰的人性論，是一脈相通的。”
一陣亂棍，打得巴人被撤去黨內外一切職務。一九六一年，巴人被調往中國科學院東南亞研究所。
在“文革”中，巴人被逐回家鄉奉化，於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受迫害而死。他在生命的最後歲月，掙紮著寫完一百六十萬字的《印度尼西亞史》。
姚文元在批判巴人的“人性論”之際，順便捎帶著給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文係錢穀融教育一捧——在一九六○年第五期《上海文學》上，發表了《徹底批判資產階級人道主義——駁錢穀融的修正主義觀點》。
一九六○年冬，又是那個張春橋，向姚文元透露重要的“信息”：柯慶施從毛澤東那裏回來，聽說，毛澤東幾次談及美學問題。
美學，這對於姚文元來說，是完全陌生的領域。不過，養成趕浪潮“習慣”的他，一知半解地看了一通美學書籍，便在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七日《文彙報》上，發表一整版的長文《論生活中的美與醜》。
不料，假猴王遇上孫悟空。美學家朱光潛教授讀後，寫了批評文章，在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七日《文彙報》上發表。
“冒充金剛鑽”的姚文元，雖然口口聲聲說：“對於美學，我是一個初學者，懂得還很少。”卻在一九六一年五月二日《文彙報》上，發表整版長文《關於美學討論的幾個問題——答朱光潛先生》。從此，他批判起朱光潛教授來了。雖然他對美學確屬外行，而在破口罵街方麵卻十分內行，他居然給朱光潛教授扣帽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