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二年，春回大地，和風吹拂。中國的政治氣候轉暖，變為寬鬆。
“大躍進”的鑼鼓緊敲了四年之後，總算歇一歇了。
一九六二年初，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擴大的工作會議。參加會議者達七千多人，於是便稱“七千人大會”。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報告，指出：當前經濟困難的原因，除了由於自然災害造成農業歉收以外，“還有一條，就是從一九五八年以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在會上，毛澤東就前幾年工作中“左”的錯誤，做了自我批評。
三月，周恩來、陳毅專程前往南方，出席了文化部、中國劇協在廣州召開的話劇、歌劇、兒童劇座談會。這個會議後來被稱為“廣州會議”。周恩來作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指出“十二年來，我國大多數知識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轉變和極大的進步”，指出我國絕大多數知識分子是屬於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陳毅快人快語，明確提出了“應該取消‘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戴上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亦即“脫帽加冕”。
四月，經黨中央批轉的文化部黨組和全國文聯黨組提出的《關於當前文學藝術工作若幹問題的意見（草案）》（即著名的《文藝八條》）下達了，明確指出要糾正“對一些文學藝術創作所進行的簡單粗暴的批評”。
“翻譯”成通俗、明白的語言，那“簡單粗暴的批評”，亦即“棍子”。
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加速進行黨員、幹部甄別工作的通知》，指出：“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傾、整風整社、民主革命補課運動中批判和處分完全錯了和基本錯了的黨員、幹部，應當采取簡便的辦法，認真地、迅速地加以平反。”
一次次會議，一份份文件，不斷地加溫。上海，開起“出氣會”來了。
什麼“出氣會”呢？
“白天出氣，晚上看戲。”上海的知識分子之中，流行著這麼句口頭語。
“白天出氣”——那就是出席“出氣會”，吐出積壓在心頭的悶氣、怨氣、怒氣。
“出氣會”規定了“三不”，即“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為了體現“三不”精神，規定會議不作記錄，讓大家“敞開出氣”。
如此“敞開出氣”，放出來的是重要的“氣”——平常聽不見的聲音。“上頭”很想知道下麵出了什麼“氣”。
為了便於向“上頭”彙報“出氣”的情況，會場上出現許多“聯絡員”，差不多每個小組都有兩個“聯絡員”。
“聯絡員”們隻帶耳朵，不得在會場上作記錄。
令人驚奇的是，“聯絡員”們雖然不大喝茶，卻仿佛患了“多尿症”，不時在會場和廁所之間穿梭。
原來，“聯絡員”們在會場上聽，躲到廁所裏記。因為“聯絡員”們正以“階級鬥爭”的目光審視會場，把那些“氣話”當作“反黨言論”。他們的腦子的記憶力畢竟有限。於是，不得不常常躲進廁所，飛快地在小本本上記下那些“反黨言論”。
憑借著“廁所筆記”，“聯絡員”們寫出了一份份“出氣簡報”，飛到柯慶施手中，飛到張春橋手中，飛到姚文元手中。
來自文藝界的“出氣簡報”，不約而同地朝姚棍子“出氣”——人們對他充滿怒氣！
看著“出氣簡報”，姚文元按捺不住心頭的火氣，要披掛出擊。
張春橋的話，一下子使姚文元“清醒”了：“你忘了一九五七年的大鳴大放？不到火候不揭鍋！”
姚文元耐著性子、硬著頭皮，讀著那一份份“出氣簡報”。
有人在“出氣”時質問姚文元：姚文元連篇累牘發表“美學筆記”，其實姚文元對美學一竅不通。姚文元胡說什麼“白色是象征恐怖的，紅色代表革命”，試問，毛主席的詩《沁園春·雪》如何解釋？難道那寫的是一片“恐怖”世界？……
姚文元氣得七竅生煙了！
就在這個時候，上海市第二次文代會自五月九日至十六日召開。光是在“出氣會”上出氣，還不過癮。這次文代會，成了上海文藝界人士的大規模的“出氣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