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上海《文彙報》上忽然冒出一篇拖腔拿調的文章：《請看一種“新穎而獨到的見解”》。文章作者，便是姚文元。
算起來，這是姚文元第二次把筆伸進音樂領域。第一次，那是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二歲的他作為《文藝報》的讀者，寫了篇《應改進歌曲出版工作》，在“讀者中來”登出。這一回，大不一樣，三十二歲的他，把“金棍子”伸進了陌生的“音樂王國”。
文章一開頭，誠如他的“美學筆記”一樣，先來一番謙謙之詞：
“因為工作的需要，有時也翻翻對於我說來的是十分陌生的音樂評論的書——但隻以薄薄的小冊子為限。最近音樂出版社出版了大量西洋的‘音樂名著’，手頭上有一本名為《克羅士先生》的論著，作者為克洛德·德彪西（一八六二—一九一八）。我對這位著名人物一無所知，於是就去看編輯部所寫的‘內容提要’……”
雖然姚文元自己承認對德彪西“一無所知”，對音樂理論“十分陌生”，即使隨手“翻翻”那本小冊子，也因“文章極其費解”而“咬緊牙關讀下去”——姚文元並未讀懂，卻掄起棍子打了起來，既打那位“洋人”德彪西，更打書的編者們。
一反開頭那種謙恭之態，文末，姚文元擺出一副文壇霸主的架勢，提出一連串的問號：
“我這篇短文，也就算‘大家談’，作為一個普通群眾，提出自己的幾個問題吧：
“一、這樣的‘新穎而獨到的見解’究竟是什麼階級的藝術見解？為什麼要那樣讚不絕口地推薦它、介紹它？
“二、把這樣的評論介紹給讀者，會產生什麼效果？
“三、對西方資產階級音樂理論特別是印象派之類流派的理論，應當采取什麼態度？”
德彪西，怎麼會“冒犯”姚文元的“虎威”呢？
德彪西此人，用美國弗蘭克·道斯在他所著的《德彪西的鋼琴音樂》一書中所言：“德彪西整個創作生涯都是通過聲音與清晰的幻夢打著交道。”德彪西的強烈的印象主義的音樂作品，曾深刻地影響了世界樂壇。他的歌劇《佩列阿斯與梅麗桑德》，曾被推崇為印象派音樂的顛峰之作。他的鋼琴曲《版畫》、《歡樂島》、《意象集》、《二十四首前奏曲》則被視為印象主義精品。
德彪西也寫音樂評論，署筆名“克羅士先生”，所以那本介紹他的小冊子就用《克羅士先生》作為書名。
不論是音樂作品，還是音樂評論，德彪西都充滿一係列新疑而獨到的見解。他不是一個鸚鵡學舌式的人，卻是一個敢於創新、非同凡響的音樂家。他，在音樂王國獨樹一幟——這一點，不論他的擁護者和反對者都承認。他的可貴之處，也就在敢於創立自己新穎而獨到的見解。
本來，姚文元與德彪西，河水不犯井水：一個今人，一個古人；一個中國人，一個洋人；一個“金棍子”，一個音樂家。
姚文元是持箭找靶，偶然撞著德彪西的。
原來，那是柯慶施到北京去，見到了毛澤東。在談話中，毛澤東提及，他最近看了一些翻譯出版的西方著作，譯者的前言寫得不好，沒有階級觀點……
柯慶施回到上海，把毛澤東的話，轉告張春橋。
張春橋馬上把“行情”告訴了姚文元。
善於看“行情”寫文章的姚文元，搔了搔腦袋，覺得有點麻煩：毛澤東並未講自己看的是哪一些翻譯的西方著作！
怎麼辦呢？姚文元來了個持箭找靶！
好在毛澤東所說的話，有一係列特定的條件：第一，他是“最近”看的，說明那些書大約是最近出版的；第二，是“翻譯出版的西方著作”；第三，“譯者的前言寫得不好，沒有階級觀點”。
於是乎，姚文元抱來一堆最新翻譯出版的西方著作，以“階級鬥爭”的目光一一審視著。
驀地，薄薄的“十分陌生的音樂評論的書”《克羅士先生》，成為他的理想的箭靶——該書編者所寫的“內容提要”，正是“沒有階級觀點”！
盡管毛澤東壓根兒沒有提到過德彪西，慣於揣摩、猜度的姚文元，卻已在那裏向《克羅士先生》開火了！
然而，就在姚文元文章見報的翌日，《文彙報》編輯部響起了電話鈴聲。
電話耳機裏傳出濃重的湖南口音，狠狠地批評了姚文元的文章，說姚文元“不懂裝懂”，並要求約見《文彙報》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