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就在進行德彪西大論戰同時，姚文元又和張春橋一起，投入“大寫十三年”的論戰。
在一九六三年初，當柯慶施提出“大寫十三年”之後，北京保持著沉默。
這沉默並不意味著默認。恰恰相反，沉默意味著反對。
大戰前的沉默。張春橋手中握著《大寫十三年的十大好處》，卻並不急於拋出。
就在這時，從北京來了“女客人”。
“客人”下榻於上海第一流的高級賓館——錦江飯店，並不拋頭露麵。
二月二十二日晚上，上海紅都劇場的燈光漸漸暗下來，大幕徐徐拉開。
這時，一個戴著大口罩和紫色秀瑯眼鏡的五十歲的女人，在一個也戴著眼鏡的瘦削的男人陪同下，悄悄步入劇場，坐了下來。
舞台上，上海愛華滬劇團在演出滬劇《紅燈記》。
沒有上台祝賀，沒有接見演員，沒有呱啦呱啦發表講話——未等謝幕，那女人便又悄然離開了。
這是“女客人”在上海公眾場合唯一一次不露麵的露麵。
“女客人”——這是張春橋規定的江青的代號。
江青明確地對柯慶施、張春橋說：“我支持‘大寫十三年’！我來到上海，覺得非常親切。上海的‘氣氛’比北京好多了！我要把上海當作‘基地’！”
張春橋原原本本向姚文元轉達了“女客人”的話。姚文元不斷地思索著：“基地”意味著什麼？
四月，乍暖還寒的北京。在新僑飯店的會議室裏，終於打破了沉默，開始了一場大戰前的前哨戰。
中宣部在那裏召開文藝工作會議。
彌漫在會議室裏的煙霧，仿佛不是出自一根根香煙，而是出自炮口的硝煙。
兩軍對立。氣氛顯得那麼緊張。
中宣部副部長周揚放炮了。
中宣部副部長林默涵開火了。
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兼黨組書記邵荃麟也一梭子一梭子射擊著。
他們齊轟“大寫十三年”。他們尖銳地指出，“大寫十三年”這個口號帶有很大的片麵性，妨害文藝創作，不符合黨的“百花齊放”的文藝方針。所謂“隻有寫社會主義時期的生活才是社會主義文藝”是錯誤的。
張春橋“後發製人”。等到排炮過去，這才站了起來，慷慨激昂地為“大寫十三年”辯解。他，一條又一條，不厭其詳地列舉“大寫十三年”的“好處”。不多不少，正好十條！他終於在這關鍵時刻，甩出了他跟姚文元搜索枯腸湊成的《大寫十三年的十大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