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評”——《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和《評〈三家村〉》的發表，使姚文元連升三級，從《解放日報》的編委，一躍成為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
然而，這個把別人的肋骨當作向上爬的階梯的刀筆吏，還沒有到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就任，便飛往北京，成為“中央文革小組”的十八名成員之一。姚文元第一次成了“京官”。
千萬別小看了這個“小組組員”。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這個“小組組員”的地位遠遠高於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須知，陳伯達也不過是個“小組長”，江青、張春橋不過“副組長”，如此而已。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召開。這是“文革”開張以來最為重要的中國最高層次的政治會議。姚文元作為“中央文革小組”組員，得以列席這一核心會議，這是姚文元平生第一次進入中國政治核心。這次會上，毛澤東“炮打司令部”，使劉少奇在黨內從第二號人物降為第八位，而林彪取而代之，居於一人之下，成為黨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彭羅陸楊”的職務，在這次會上被宣布全部撤消。全會通過了“曆史性文件”——《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
見到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姚文元緊跟，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貼出了一張題為《永遠跟著毛主席前進》的大字報：
“炮打司令部，指的是什麼呢？就是用馬列主義的炮打，毛澤東思想的炮打，打掉司令部裏一切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反動路線……”
姚文元的大字報，為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加了注釋，說明了在當時成為新名詞的“炮打司令部”的具體含義。
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中央文革小組”的地位又上升了一級。中共中央決定：“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列席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這樣，連中共中央委員都不是的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以及王力、關鋒、戚本禹，居然坐到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會議桌旁。三十五歲的姚文元，坐到了毛澤東身邊！於是，這個十七年前的高二學生，姚蓬子的兒子，一躍成為“中央首長”，成為“無產階級司令部”成員。
姚文元三個字鍍上了一層令人眩目的金光。如今，他不再是馬捷之輩可以指名道姓“商榷”的了。誰批評姚文元的文章，哪怕是對姚文元說一句稍稍不恭的話，對不起，以下的帽子可以供君“自由選擇”：
一曰“炮打中央文革”；
二曰“攻擊中央首長”；
三曰“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
雖然，當時姚文元唯一足以嚇人的頭銜，不過是那麼個“小組成員”。
於是，如同本書開頭所寫，“子貴父榮”，姚蓬子的胸前別起了兒子所贈的毛澤東像章，一掃過去那種灰溜溜的麵孔，一下子挺胸腆肚，神氣活現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