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昔，張春橋和姚文元坐在上海，望著北京。如今，他倆坐在北京，望著上海。上海，畢竟是他們慘淡經營多年的“基地”，萬萬不可因為做了“京官”而丟了上海。
就在張春橋和姚文元私下裏慶賀那篇《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一周年的日子裏，從上海傳來“特大喜訊”：曆史竟有這樣的巧合，也就在十一月十日這一天，清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率領兩千多名上海工人截車北上，要進京告狀，被堵於上海遠郊的安亭車站。工人“造反派”切斷鐵路交通，發生震驚全國的“安亭事件”……
十一月十一日深夜，張春橋以“中央文革小組”代表身份，飛抵上海，處理“安亭事件”。張春橋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司令”王洪文結盟。於是，“三人幫”擴大成為“四人幫”。
當張春橋在十一月二十四日返回北京之後，上海又爆發了紅衛兵發動的震撼全國的“《解放日報》事件”。
在“安亭事件”和“《解放日報》事件”衝擊之下，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中共上海市委已搖搖欲墜。
張春橋、姚文元控製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和“上海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不過，光靠工人造反派和紅衛兵還不行。要摧毀中共上海市委，必須在後院放火，內應外合才能成功。
十一月四日、二十五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十二月十二日，一次又一次，姚文元給徐景賢掛長途電話“策反”。正在為陳丕顯、曹荻秋草擬“檢查”稿的徐景賢“反戈一擊”了。這個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黨支部書記帶領寫作班於十二月十三日宣布“造反”。秀才們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喊出了特有的“造反宣言”：“革命方覺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親。”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張春橋和姚文元看出時機成熟，雙雙飛抵上海。這一回，他倆以“來自毛主席身邊的親人”出現在上海灘，萬夫莫敵，不可一世。
張春橋和姚文元在上海發動了著名的“一月革命”，於二月七日宣告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上海人民公社”發出“一號通令”，聲稱：“宣判舊上海市委、市人委死刑，剝奪它的一切職權”，“一切權力歸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張春橋任主任，姚文元任副主任，把上海市委、市人委的大權一把抓了過來。從此，張春橋、姚文元統治上海達九年之久，直至他們垮台。
在“一月革命”的日子裏，姚文元忙著“接見”群眾代表，起草“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審定“臨時委員會”委員名單，眼睛布滿紅絲，眼皮也浮腫起來。
二月九日上午，姚文元居然忙裏偷閑，在上海林村演出了精采的一幕……
這天，正值農曆正月初一，一輛烏亮的小轎車停在林村弄堂口。
從車上下來的“首長”，一身嶄新的軍裝。他帶著妻子和兩個女兒，在鄰居們眾目睽睽之下，大搖大擺走向老家。
哦，兒子姚文元來向老子姚蓬子拜年來了！
“到底是做了大官，坐了小汽車來拜年。”鄰居們議論紛紛。
向來邋遢的姚蓬子，一身筆挺呢中山裝，胸前自然不忘戴那閃閃發亮的金像章，在家門口恭候兒子一家的光臨。
姚蓬子哈哈大笑著。雖然兒子進屋之後，隨即關上了大門，那笑聲還透過門縫，在外麵回蕩著……
過去了，過去了，反胡風時那口口聲聲“與父親劃清界限”的日子；
過去了，過去了，姚蓬子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日子；
過去了，過去了，姚蓬子被抄家、周修文被勒令每天在裏弄裏掃馬路的日子；
過去了，過去了，在姚蓬子的笑聲中這一切不快都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