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人尋味的是，斯時於新亭慷慨激昂，意氣風發地錚錚豪言，要“戮力王室，克複神州”的王導，後來卻成了一個頗受詬病的“憒憒”之人。突出的例證便是，當時駐紮在京口的軍諮祭酒祖逖曾多次上書司馬睿，堅決要求出師北伐。祖逖的要求，使司馬睿左右為難。因為建立並穩固偏安朝廷在江南的統治，是當時司馬睿和王導的首要任務，北伐勤王之舉倒在其次了。但是他們又不願意因直接拒絕祖逖的要求，而激怒一部分有誌光複中原的南渡北人，更不願意留下一個不忠於朝廷的惡名。最後，司馬睿和王導采取了敷衍的態度，一方麵同意祖逖北伐，任命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另一方麵則隻給祖逖調撥一千人的糧廩和三千匹布，由祖逖自己去召募軍隊……顯然，在這樣的背景下，“戮力王室，克服神州”的宏圖大誌，最終隻能成為虛話。
然而，我們是否可以就此指責王導再也無誌北伐，或者色厲內荏而背棄夙願，一味地軟弱偷安呢？我覺不然。曆史從來不容假設，也不容衝動和過份的理想化。任何一個真正高明而理性的政治家，麵對著當時那種政治局勢，多半也會作出如王導一樣的抉擇。正所謂天下大勢，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個人哪怕你意誌再強悍，再奮勇或再有為，亦不可能超越曆史，逆轉趨勢，故隻能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說歸說，做起來，則一定要審時度勢，順勢而為。而王導後來的“憒憒”，一定程度上也是無奈之憒。它反映了當時南北政治軍事實力對比之實況。東晉政權草創，百廢待興，軍力鬆弛，即使舉國大興北伐壯舉，能否在胡人強悍的鐵蹄下全身而退也是一個未知數。曆史是一種必然，雖然它有時似乎又充滿了無限的可能性。因此劉義慶在《世說新語·政事》中，又紀載了王導因此而自歎的：“人言我憒憒，後人當思此憒憒。”
信哉斯言——微王導及後任者之“憒憒”，焉知半壁東晉是否能勉力撐持於東南百把年，而不速朽於一次次不合時宜的北伐之短暫狂歡之中？
盡管“憒憒”，盡管東晉也曾有過多次掙紮以圖強，結果還是湮沒於曆史的劫灰之中。此正所謂時也、勢也、運也。然而，新亭會之不甘沉淪、發奮圖強的曆史意義和精神價值卻並沒有因此稍減。某種程度上看，它其實也是中華民族厭惡分裂、渴望統一的根本意願，和民族性的形象體現。事實上，中國的曆史雖經無數次反複，最終也還是運行在統一、和平、強盛的必然趨勢之中。今日之橋板，乃至南京和全國的嶄新“山河”，無疑也是曆史規律和人民訴求共振之必然產物。而其中，亦未嚐沒有新亭精神存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