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大將軍發脾氣(1 / 2)

東漢時期的蔡邕,迫於壓力,依附軍閥董卓。卓敗,表示了一點同情,被王允收下廷尉。這位王司徒,巧施連環計,將十八路諸侯聯軍也無可奈何的董卓,置於死地時,籌謀計劃,是個很有頭腦,很懂策略,同時很能忍讓的政治家。不知為什麼功成名立以後,變得特別的狹隘暴躁,毫無器度。估計他實際上是很愛貂蟬的,將情人作為釣餌奉獻出去以後,精神損傷太大,心理變態,便對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肯加以原諒。

後漢的蔡邕,是繼馬融、鄭玄以後的大學者,知道站錯了隊,也知道深自悔痛,希望給他一個立功贖罪的機會,“願黥首為刑以繼漢史”。大家認為他這個要求不算過分,他也確是做此項工作的最佳人選。王允當時是一言九鼎的人物,他說不行,就是不行。把臉一板:“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後令吾徒並受謗議。”

他這句免受謗議的話,是千百年來握有權柄的人,封殺史家的嘴和筆的原因所在。雖然我們從讀書那天起,就知道“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的名言。很給舞文弄墨者提氣長精神。其實看看曆史,完全是阿Q式的自欺欺人之談。亂臣賊子會懼你一個耍筆杆的嗎?笑話!他要是有一絲懼心的話,也就不會猖狂地為非作歹了。

但也奇怪,不光中國,全世界的惡貫滿盈者,都不承認自己是亂臣賊子,他們的孝子賢孫,也諱莫如深地不願觸及這些人所做下的惡行,醜行;所犯下的罪行,獸行。無不拚命地往作惡多端的臉上塗脂抹粉,無不努力地使大家忘卻他們喪心病狂的史實,這種壞事做盡,卻不願留下壞名的文化心理,大概以東方民族尤為熱衷。

東晉海西公太和四年(公元369年),“大司馬桓溫發徐兗州民築廣陵城,徙鎮之。征役既頻,加之疫癘,死者什四五,百姓嗟怨。秘書監孫盛作《晉陽秋》,直書時事。”用今天的眼光看,秘書監是朝廷的寫作班子,記史是一項工作任務,孫盛不過是如實地報導了一些陰暗麵罷了。但他觸怒的是軍方首腦桓溫,這可就惹下了天大的麻煩。這位權力正處於頂峰的大軍閥,已經到了可以逼皇帝禪讓的地步,整個東晉王朝,他一人說了算,予取予奪,氣焰囂張。後來指揮淝水之戰的謝安,當時名位不低,還應該算是他的朋友,路上見了他的車隊行進,也來不及地撲地叩拜。桓溫覺得不好意思,趕緊著人扶起,說老兄何必如此?謝安說,連皇帝見了你,都作揖打恭,我焉敢不誠惶誠恐。

凡統治者,失敗後能認輸者少,而變本加厲繼續其錯誤政策者多,地位愈高,理性愈低,也就愈不肯認錯,非弄到海枯河幹,實在混不下去為止。孫盛是位史家,他堅信“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所以直書桓溫獨斷專行,造成傾全國之力的北伐,以失敗告終的事實,更批評他為挽回麵子,不顧國力民心,又搞這種勞民傷財的建築工程,製造假繁榮的虛浮現象。

由於孔夫子作了《春秋》的榜樣力量,使得曆代有良知的史家,像孫盛先生都以此期勉,哪怕以身殉史,也以撰寫真實的曆史為己任。但手裏握有刀槍棍棒,擁有生殺大權的亂臣賊子,一點也不傻,知道他們尚能耀武揚威的時候,可以給所有不滿者的嘴巴貼上封條,但他們一旦失勢,一旦沒落,或最終被上帝清算,進了太平間,那就無法製止後人評說。所以,正因為有桓溫這樣的人物,想要封住後代人的嘴,中國數千年來史書之被篡改,史家之被問罪,才會層出不窮的。

桓溫見到了孫盛的《晉陽秋》,可以想像他是如何的火冒三丈。把孫盛的兒子找來兵戟林立的大司馬府,當麵威脅說:“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然後拂袖而去。這是再明白不過的警告,不過,沒有立刻付諸行動。我覺得這位曾經口吐狂言:“倘不能留芳百世,也無妨遺臭萬年”的桓溫,到底要比王允失戀的心胸,多少開寬些,隻是阻嚇一番:你們要是不怕遭到滅門之禍的話,你就讓你那糟老頭子去出版他的《晉陽秋》吧!而沒有馬上派去刀斧手,來一個滿門抄斬,表現出一種不愧為世家子弟、貴族出身的度量。盡管如此,孫家大少爺當時已嚇得三魂出竅,七魄悠悠,一路跌跌撞撞地回到家門,一頭栽在孫盛麵前:老爺子,您就高抬貴手,救救我們全家百十口子的身家性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