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時期的蔡邕，迫於壓力，依附軍閥董卓。卓敗，表示了一點同情，被王允收下廷尉。這位王司徒，巧施連環計，將十八路諸侯聯軍也無可奈何的董卓，置於死地時，籌謀計劃，是個很有頭腦，很懂策略，同時很能忍讓的政治家。不知為什麼功成名立以後，變得特別的狹隘暴躁，毫無器度。估計他實際上是很愛貂蟬的，將情人作為釣餌奉獻出去以後，精神損傷太大，心理變態，便對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肯加以原諒。
後漢的蔡邕，是繼馬融、鄭玄以後的大學者，知道站錯了隊，也知道深自悔痛，希望給他一個立功贖罪的機會，“願黥首為刑以繼漢史”。大家認為他這個要求不算過分，他也確是做此項工作的最佳人選。王允當時是一言九鼎的人物，他說不行，就是不行。把臉一板：“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後令吾徒並受謗議。”
他這句免受謗議的話，是千百年來握有權柄的人，封殺史家的嘴和筆的原因所在。雖然我們從讀書那天起，就知道“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的名言。很給舞文弄墨者提氣長精神。其實看看曆史，完全是阿Q式的自欺欺人之談。亂臣賊子會懼你一個耍筆杆的嗎？笑話！他要是有一絲懼心的話，也就不會猖狂地為非作歹了。
但也奇怪，不光中國，全世界的惡貫滿盈者，都不承認自己是亂臣賊子，他們的孝子賢孫，也諱莫如深地不願觸及這些人所做下的惡行，醜行；所犯下的罪行，獸行。無不拚命地往作惡多端的臉上塗脂抹粉，無不努力地使大家忘卻他們喪心病狂的史實，這種壞事做盡，卻不願留下壞名的文化心理，大概以東方民族尤為熱衷。
東晉海西公太和四年（公元369年），“大司馬桓溫發徐兗州民築廣陵城，徙鎮之。征役既頻，加之疫癘，死者什四五，百姓嗟怨。秘書監孫盛作《晉陽秋》，直書時事。”用今天的眼光看，秘書監是朝廷的寫作班子，記史是一項工作任務，孫盛不過是如實地報導了一些陰暗麵罷了。但他觸怒的是軍方首腦桓溫，這可就惹下了天大的麻煩。這位權力正處於頂峰的大軍閥，已經到了可以逼皇帝禪讓的地步，整個東晉王朝，他一人說了算，予取予奪，氣焰囂張。後來指揮淝水之戰的謝安，當時名位不低，還應該算是他的朋友，路上見了他的車隊行進，也來不及地撲地叩拜。桓溫覺得不好意思，趕緊著人扶起，說老兄何必如此？謝安說，連皇帝見了你，都作揖打恭，我焉敢不誠惶誠恐。
凡統治者，失敗後能認輸者少，而變本加厲繼續其錯誤政策者多，地位愈高，理性愈低，也就愈不肯認錯，非弄到海枯河幹，實在混不下去為止。孫盛是位史家，他堅信“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所以直書桓溫獨斷專行，造成傾全國之力的北伐，以失敗告終的事實，更批評他為挽回麵子，不顧國力民心，又搞這種勞民傷財的建築工程，製造假繁榮的虛浮現象。
由於孔夫子作了《春秋》的榜樣力量，使得曆代有良知的史家，像孫盛先生都以此期勉，哪怕以身殉史，也以撰寫真實的曆史為己任。但手裏握有刀槍棍棒，擁有生殺大權的亂臣賊子，一點也不傻，知道他們尚能耀武揚威的時候，可以給所有不滿者的嘴巴貼上封條，但他們一旦失勢，一旦沒落，或最終被上帝清算，進了太平間，那就無法製止後人評說。所以，正因為有桓溫這樣的人物，想要封住後代人的嘴，中國數千年來史書之被篡改，史家之被問罪，才會層出不窮的。
桓溫見到了孫盛的《晉陽秋》，可以想像他是如何的火冒三丈。把孫盛的兒子找來兵戟林立的大司馬府，當麵威脅說：“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然後拂袖而去。這是再明白不過的警告，不過，沒有立刻付諸行動。我覺得這位曾經口吐狂言：“倘不能留芳百世，也無妨遺臭萬年”的桓溫，到底要比王允失戀的心胸，多少開寬些，隻是阻嚇一番：你們要是不怕遭到滅門之禍的話，你就讓你那糟老頭子去出版他的《晉陽秋》吧！而沒有馬上派去刀斧手，來一個滿門抄斬，表現出一種不愧為世家子弟、貴族出身的度量。盡管如此，孫家大少爺當時已嚇得三魂出竅，七魄悠悠，一路跌跌撞撞地回到家門，一頭栽在孫盛麵前：老爺子，您就高抬貴手，救救我們全家百十口子的身家性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