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38年（唐太宗貞觀十二年）3月2日，“著作佐郎鄧世隆表請集上文章。”這位鄧先生大概是當時政府裏主管出版的官員，或者是李世民手下秘書班子的負責人，給皇帝打了一個報告，要給他出一本文集。貞觀之治，在中國封建社會裏，還是很有值得總結的經驗，以資當時和後來各級領導參考的價值。當然，鄧先生的上書，很可能出自善良的誠意，但也不排除有某種拍馬屁的嫌疑。因為，他的頂頭上司虞世南先生病倒了，虞的秘書省少監的位置，是從四品的官員。從者，相當於也，也就是享受四品待遇也，大概等於今天的副部級，而鄧的佐郎一職，最高者才從六品，不過副局級，自然是要盡力表現的了。
因為討領導歡心，從而鞏固自己的地位，以達到期許的更高目標，是官場裏屬於常識範圍裏的事情。但話說回來，他的“著作佐郎”的職務，使他有資格向李世民提出這份條陳，也是順理成章的事，別人也不便說三道四。
但讓我們這些後來人評論，鄧先生多少有點呆氣，是毫無疑問的。也許此公書讀得太多，泥古不化，於是在揣摩皇帝老子的脾氣方麵，就不夠那麼精到了。把握領導幹部的心理狀態，是一門艱深的學問，如何好其所好，惡其所惡，察顏觀色，隨機應變，那火候是不大好掌握的呀！
偏偏李世民是曆史上不多見的幾位明君之一，是頭腦比較清醒的一位。他不是絕對不吃這一套，但不太吃。尤其太過於急切的拍馬，他顯然是不會接受的。於是，他的報告，被毫不客氣地打回來，在報告上批道：“朕之辭令，有益於民者，史皆書之，足為不朽。若為無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皆有文集行於世，何救於亡！為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為！”（見《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五唐紀十一）“遂不許”，隻三個字，寫出了一代英主的清醒，也寫出了鄧先生碰了一鼻子灰的糊塗與失落，這就是我們時常看到的“馬屁拍到馬腳上”的故事了。
老實說，拍馬屁是授受二方的一種默契：第一，拍者要善拍，拍得地道，拍得有功力，拍得投其所好，這樣，才能拍得被拍者舒服。第二，被拍者需要拍，不反對拍，才有拍的可能，而且拍完之後，能感到心曠神怡，四體通泰，有呼應，有回饋，這才算拍得成功。若是那些屬於蠢貨之流的拍者，下手很重，把主子屁股拍疼了；無有技巧，太直露而使主子難堪了；缺乏眼力，不識相地拍得不是時候；拙嘴笨腮，拍不成反倒遭人討厭，這樣的拍馬者，必拍到馬腳上，反而挨馬踹了。假如這個被拍者不喜歡拍，不接受拍，或由於時間、場合、地點、時機的不合適拍，因之不便與不敢讓人拍的話，對不起，這馬屁便十拍九糟。
其實，鄧世隆若不那麼書生氣十足，到秘書省去翻一翻檔案，就該明白他此舉的魯莽和不合時宜了。十年前，也就是628年（唐太宗貞觀二年），李世民對侍臣們講過：“朕觀《隋煬帝集》，文辭奧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處事何其反也？”魏征對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己以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為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致覆亡也。”（《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二唐紀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