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鄭風》裏，有一首題名《將仲子》的情詩。寫一個女子，對向她示愛的人要求，不要屢次三番地跳牆過來，與她相會。
“將仲子兮，無踰我裏，無折我樹杞……”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
古時，二十五戶為裏，有裏牆圍著，住戶的院子，有院牆圍著，見麵的園子，有園牆圍著。這位男子，黑燈瞎火跑來，要跨越三道防線，免不了手忙腳亂，撞折樹木，捅出紕漏。
由此可知，在《詩經》的年代，牆就出現了。
這應該是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瓦解以後的事情了，西安的半坡遺址證明，蒙昧時期，穴地而居，人類無需用牆。有了怕別人眼紅的資產，有了怕別人知道的隱私，牆才能派上用場。亞當夏娃，上帝所造出來的這兩口子，赤身裸體，連衣服都不穿，那就更用不著垣、墉、牆來擋住什麼，遮住什麼的。所以，嚴格地說，牆是私有製的產物。
通過這首詩，我們知道牆的功能，大致有三：第一，抵擋的作用，那個執著的求婚者，難以長驅直入；第二，保護的作用，那位女子和那些種植物，身處牆內，有了相對的安全；第三，遮掩的作用，至於她的父母兄長，究竟認可他倆結合呢？還是堅決拆散，牆外的那個鄰家的老二，是休想了解內幕的。
據清人鳳韶《鳳氏經說·墉牆》：“古者屋下柱間牆曰墉，屋外四周牆曰垣，垣即所謂宮牆也。垣、墉皆得稱牆，而墉不得稱垣。”無論為墉，為垣，為牆，隻要能使空間一分為二的措施，都意味著內外的區隔，人我的軫域。實體的牆，如此；虛擬的牆，也如此。
逶迤起伏的萬裏長城，曾經是華夏和夷狄的分界線。英文叫做“Great Wall”，直譯過來，就是“大牆”。這一個“牆”字，倒是把握住中國人建築學的要義。從秦始皇派大將蒙恬和太子扶蘇，發數十萬戍卒，修長城，到朱元璋的“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曆朝曆代，從帝王到老百姓，在這牆上沒少下功夫。
北京城裏，那磨磚對縫，敦實厚密的四合院，為什麼所有的外牆窗戶，既高且小？為什麼所有的對外門戶，雖設常關？這就是長城精神的體現。所以，四合院的要害，就是四堵牆。這牆，就是居住者與外部世界的界限。王公貴族的府邸，高官顯宦的豪宅，是用圍牆圍起的大型四合院；紅牆綠瓦，金碧輝煌的紫禁城，是用城牆、護城河圍起的巨無霸四合院。老北京城，一個由無數四合院組成的城市，也是一個無數堵牆林立在你眼前的城市。
由此可知，中國人造牆的目的，在於“隔”，無論物質的牆，分隔，間隔，區隔；無論精神的牆，隔離，隔膜，隔閡，四合院給人留下的印象，就不可能是十分完美的了。第一，重門疊戶，莫測高深；第二，內斂外藏，自我封閉；第三，狹隘局促，關門獨大；第四，壁壘心態，害怕開放。
這種內向的，自恃的，扃鎖的，局限的居住方式，祖宗八輩子地關在這四堵牆中，久而久之，對居住者的思想，意識，觀念，精神，會不會產生《淮南子》所言“井魚不可以語天，拘於隘也”的影響呢？從“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的邏輯推斷，牆，這個東西，壁立於前，環伺左右，隻有堵心的感覺，哪有開闊的胸懷呢？
中國人的築牆，很大程度是把自己關起來。
明清兩代，之所以閉關鎖國，自我隔絕於世界文明；之所以禁錮桎梏，畏之避之於時代潮流；之所以愚昧保守，頑固抵製於現代科學；之所以老大自居，落後挨打於帝國列強，與紫禁城裏的最高統治者，跳不出四合院那四堵牆的束縛拘囿，恐怕有著莫大的關係。更何況，紫禁城的牆，更高，更厚，更堅固，更嚴密呢？
紫禁城對那些至高無上的統治者來說，既是看得見，摸得著的物質的牆，也是看不見，摸不著的精神的牆。走出有形的牆，也許不難做到，要想走出精神的牆，卻非一件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