牆的功能(1 / 3)

《詩經·鄭風》裏,有一首題名《將仲子》的情詩。寫一個女子,對向她示愛的人要求,不要屢次三番地跳牆過來,與她相會。

“將仲子兮,無踰我裏,無折我樹杞……”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

古時,二十五戶為裏,有裏牆圍著,住戶的院子,有院牆圍著,見麵的園子,有園牆圍著。這位男子,黑燈瞎火跑來,要跨越三道防線,免不了手忙腳亂,撞折樹木,捅出紕漏。

由此可知,在《詩經》的年代,牆就出現了。

這應該是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瓦解以後的事情了,西安的半坡遺址證明,蒙昧時期,穴地而居,人類無需用牆。有了怕別人眼紅的資產,有了怕別人知道的隱私,牆才能派上用場。亞當夏娃,上帝所造出來的這兩口子,赤身裸體,連衣服都不穿,那就更用不著垣、墉、牆來擋住什麼,遮住什麼的。所以,嚴格地說,牆是私有製的產物。

通過這首詩,我們知道牆的功能,大致有三:第一,抵擋的作用,那個執著的求婚者,難以長驅直入;第二,保護的作用,那位女子和那些種植物,身處牆內,有了相對的安全;第三,遮掩的作用,至於她的父母兄長,究竟認可他倆結合呢?還是堅決拆散,牆外的那個鄰家的老二,是休想了解內幕的。

據清人鳳韶《鳳氏經說·墉牆》:“古者屋下柱間牆曰墉,屋外四周牆曰垣,垣即所謂宮牆也。垣、墉皆得稱牆,而墉不得稱垣。”無論為墉,為垣,為牆,隻要能使空間一分為二的措施,都意味著內外的區隔,人我的軫域。實體的牆,如此;虛擬的牆,也如此。

逶迤起伏的萬裏長城,曾經是華夏和夷狄的分界線。英文叫做“Great Wall”,直譯過來,就是“大牆”。這一個“牆”字,倒是把握住中國人建築學的要義。從秦始皇派大將蒙恬和太子扶蘇,發數十萬戍卒,修長城,到朱元璋的“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曆朝曆代,從帝王到老百姓,在這牆上沒少下功夫。

北京城裏,那磨磚對縫,敦實厚密的四合院,為什麼所有的外牆窗戶,既高且小?為什麼所有的對外門戶,雖設常關?這就是長城精神的體現。所以,四合院的要害,就是四堵牆。這牆,就是居住者與外部世界的界限。王公貴族的府邸,高官顯宦的豪宅,是用圍牆圍起的大型四合院;紅牆綠瓦,金碧輝煌的紫禁城,是用城牆、護城河圍起的巨無霸四合院。老北京城,一個由無數四合院組成的城市,也是一個無數堵牆林立在你眼前的城市。

由此可知,中國人造牆的目的,在於“隔”,無論物質的牆,分隔,間隔,區隔;無論精神的牆,隔離,隔膜,隔閡,四合院給人留下的印象,就不可能是十分完美的了。第一,重門疊戶,莫測高深;第二,內斂外藏,自我封閉;第三,狹隘局促,關門獨大;第四,壁壘心態,害怕開放。

這種內向的,自恃的,扃鎖的,局限的居住方式,祖宗八輩子地關在這四堵牆中,久而久之,對居住者的思想,意識,觀念,精神,會不會產生《淮南子》所言“井魚不可以語天,拘於隘也”的影響呢?從“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的邏輯推斷,牆,這個東西,壁立於前,環伺左右,隻有堵心的感覺,哪有開闊的胸懷呢?

中國人的築牆,很大程度是把自己關起來。

明清兩代,之所以閉關鎖國,自我隔絕於世界文明;之所以禁錮桎梏,畏之避之於時代潮流;之所以愚昧保守,頑固抵製於現代科學;之所以老大自居,落後挨打於帝國列強,與紫禁城裏的最高統治者,跳不出四合院那四堵牆的束縛拘囿,恐怕有著莫大的關係。更何況,紫禁城的牆,更高,更厚,更堅固,更嚴密呢?

紫禁城對那些至高無上的統治者來說,既是看得見,摸得著的物質的牆,也是看不見,摸不著的精神的牆。走出有形的牆,也許不難做到,要想走出精神的牆,卻非一件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