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在鐵與血的較量中，你不能將敵人消滅，對手也會將你毫不留情地除掉。所以，曆代農民鋌而走險，反抗強大的統治者，起義軍的頭目，無不殘忍野蠻，無不殺人無算。但是，像黃巢以人肉為糧糗的惡行，絕非一般意義的戰場上的較量，而是人性滅絕的屠殺。
這位革命領袖從長安退出來以後，“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為前驅，擊蔡州。節度使秦宗權逆戰而敗；賊進攻其城，宗權遂稱臣於巢，與之聯兵。”結果，他沒想到，碰到了陳州這個硬釘子。“孟楷既下蔡州，移兵擊陳，軍於項城；[陳州刺史趙]犨先示之弱，伺其無備，襲擊之，殺獲殆盡，生擒楷，斬之。巢聞楷死，驚恐，悉眾屯溵水，六月，與秦宗權合兵圍陳州，掘塹五重，百道攻之。”不下，不但不下，趙犨“數引銳兵開門出擊賊，破之。巢益怒……”（《資治通鑒》唐紀卷七十一）這裏所說的“怒”，表明這位革命領袖精神狀態，已經接近瘋狂。
讀中國史，農民造皇帝的反，確是封建社會改朝換代的動力。但在爭奪過程中逐漸形成的領袖人物，不管是成功的，還是不成功的，真正出身於農民階層者，真正“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勞動者，是並不多的。通常，都產生自農村中好逸惡勞的躁狂一族，也就是農村流氓無產者。由於他們具有堅定的“革命”性，野蠻性，破壞意識，盲動力量，亡命的痞子精神，所以，很容易在鬥爭中脫穎而出。
而黃巢，更屬於這類痞子中訓練有素的亡命徒、急先鋒，起義前，他就是一個私鹽販子，起義後，追隨的那個渠首王仙芝，也是一個私鹽販子。鹽作為封建王朝重要稅收來源，曆來統治者對其生產銷售的管製，采取極嚴密的措施。然而，極大的利潤，自然誘發極大的冒險；而極強的鎮壓，也就難免遇到極強的反抗。所以，私鹽販子幹的是把腦袋掖在褲腰帶上，以生命為賭注的危險行當。殘忍，狠毒，亡命，冒險，破壞，毀滅，嗜殺，劫掠，便成為職業習慣。
暴虐趨於極端，與瘋狂無異。所以，食人，又算得了什麼，如果黃巢需要這樣做的話，連眼皮也不會眨一下的。這大概就是一千多年來，從官方史書，到稗官野史，所有描寫黃巢的章節，看不到他的一生，曾經有過任何人性流露的緣故。
無論正史，野史，對於黃巢的評價全是負麵的。可近五十年來，曆史教科書告訴我們，那是封建統治者站在地主階級的反動立場上，對於農民革命運動及其領袖人物的誣蔑。無論如何，農民革命是推動曆史前進的動力。然而，若是從黃巢之亂的唐末起，至五代，至北宋，至南宋，中華民族的總體國勢，一直處於不斷削弱的過程之中，這也是毋庸諱言的事實。因此，不禁疑問，黃巢吃了那麼多老百姓的這場農民革命運動，究竟對曆史起到了推動作用，還是起到了促退作用？對中華文明起到了張揚作用？還是起到了戕害作用？作實事求是的考查，平心而論，答案必然是否定的。
都張開大嘴食人了，還有什麼“革命”意義好講？難道因為他反對封建統治，披上一件紅色的“革命”外套，就能把他像野獸那樣以人為食的舉世大惡，忽略不顧嗎？
即使退一萬步，領袖也是人，作為一個人，按王夫之老先生說，“其食人也，不謂之不仁也不可”，那麼，加之於這位私鹽販子黃巢頭上的光環，恐怕也就黯然失色了。
像這樣經不起唯物史觀實事求是地加以考量的“革命”領袖，又豈止黃巢一人。其實，據史書有關黃巢的行狀，這位“革命領袖”，可算是一個乏善可陳的人物。
姚雪垠作長篇小說《李自成》，拔高這位明末的類似黃巢的“革命領袖”，不管是為了迎合討好，還是胡謅八咧，竟然有了一點與毛澤東軍事思想合拍的遊擊戰略。這位私鹽販子以“流寇”起家，短期內也取得過天下，甚至比李自成坐龍椅的日子多得多。應該懂得，“流”，是他們這支起義軍的生命線，隻有“流”，才有可能在統治者的縫隙中求得生存空間。最後，居然傻不唧唧地在陳州搞開了陣地戰，壁壘戰，圍城戰，不是存心找繩子套在脖子上勒死自己嗎！
因此，這位先生，一、文不成，始終是一個不及第的秀才；二、武不就，圍三百日食人無算拿不下陳州；三、想被招安，討價還價總談不攏條件；四、想當皇帝，進了長安連板凳也未坐熱，又卷鋪蓋去當“流寇”。是一個基本沒有做成什麼，或從來沒有做好什麼的，讓人無法講出特點和長處的半吊子。
不過，也許他可算是一個詩人。
清代編纂的《全唐詩》，收詩近五萬首，錄有他的詩作三首。因為在中國，不光唐朝，曆代之君，都有愛寫詩的雅興。有的寫得很好，有的寫得很屁。黃巢的詩，屬於後者。《全唐詩》，書名有個“全”字，自然要收黃巢的詩，不過占總量的萬分之幾，說得過去。解放後，社科院文研所編的，收詩六百三十首的《唐詩選》，對他破格相待，與王勃、宋之問、王之煥、賀知章等大家同享被選兩首的規格，很顯然，編委們是看在革命同誌的份上，出於階級感情之抬舉了。在中國詩史上，從來沒有黃巢的份，直到解放後，才獲得革命詩人這頂桂冠。這就是中國人的習性了，喜歡傾斜，一傾斜，臭狗屎也能變成香餑餑，何況黃巢的詩，總還算得上合轍押韻，四平八穩呢！
其中一首《菊花》：“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衝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這首詩，更像打卦問卜的籤詞，既有預言的神秘感，也有不第秀才的騰騰殺氣。果然，應了這首詩的讖言，他第一次進長安，還真是什麼花都“殺”，連菊花也“殺”光的冬天。
我估計這首《菊花》詩，應該是在公元880年左右，他挺進中原，直奔洛陽，西嶽在望，臨潼不遠，都城長安已成為他囊中之物時寫出來的。黃巢第一次進長安，是一個應考的舉子；如今，第二次進長安，就是等著當大齊王朝的新科皇帝了。他曾自號“衝天大將軍”，以及這首詩中“衝天”詞語，現在他可以躊躇滿誌地說，那個不讓他科舉及第的唐朝之天，馬上就被他衝破了。
黃巢能有這一天，第一，他得感謝唐王朝進入末期的倒行逆施，老百姓到了活不下去的程度，使他有了造反的群眾基礎；第二，他得感謝統治集團的腐敗，無能，渙散，失控，無法形成合力，使他有了遊走的生存空間。黃巢揭竿以後，先投奔王仙芝，王兵敗被戮，王的二把手尚讓，率餘部與黃巢會合，就這樣，漸漸壯大起來，成了氣候。
黃巢的人馬，在官方的史誌中，通常稱之為“流寇”，這個“流”字，倒頗為準確地描寫了他們在各個節度使的夾縫中，從中原“流”到嶺南，又從廣州“流”到洛陽的征戰過程。
公元879年，“黃巢北趣襄陽，劉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曹全晸合兵屯荊門以拒之。賊至，巨容伏兵林中，全晸以輕騎逆戰，陽不勝而走，賊追之，伏發，大破賊眾，乘勝逐北，比至江陵，俘斬其什七八。巢與尚讓收餘眾渡江東走。或勸巨容窮追，賊可盡也。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管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為富貴之資。’由是賊勢複振，攻鄂州，陷其外郭，轉掠饒、信、池、宣、歙、杭十五州，眾至二十萬。”
公元880年，“黃巢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張璘急擊之，巢以金啗璘，且致書請降於高駢，求保奏；駢欲誘致之，許為之求節鉞。時昭義、感化、義武等軍皆至淮南，駢恐分其功，乃奏賊不日當平，不煩諸道兵，請悉遣歸，朝廷許之。賊詗知諸道已北渡淮，乃告絕於駢，且請戰，駢怒，令璘擊之，兵敗，璘死，巢勢複振。”
同一年：“初，黃巢將渡淮，豆盧瑑請以天平節鉞授巢，俟其到鎮討之，盧攜曰：‘盜賊無厭，雖與之節，不能止其剽掠，不若急發諸道兵扼泗州，汴州節度使為都統，賊既前不能入關，必還掠淮、浙，偷生海渚耳！’從之，既而淮北相繼告急攜稱疾不出。京師大恐。庚申，東都奏黃巢入汝州境。”
唐王朝本來有多次機會，可以將他肅清，或者，將他招安，但政權到了垂死階段，文官武將，各懷鬼胎，終於坐看著一個私鹽販子要到長安坐龍椅了。
中國的知識分子，似可分為兩類：一類為大多數，屬於絕對不敢造反的一群，刀架在脖子上，寧寫悔過書，作深刻檢查，痛罵自己為王八蛋，高喊吾皇萬歲萬萬歲，也絕無站直了，任砍任殺決不低頭的氣概；一類為極少數，猶如農民中有流氓無產者一樣，文人當中也不乏個別的痞子型的知識分子，黃巢就是這種不甚安分的躁動強項一族。《新唐書》說他“世鬻鹽，富於貲。善擊劍騎射，稍通書記，辯給，喜養亡命”。
前者，大多數舉子，不第就不第吧，落榜就落榜吧，頂多作一首“不才明主棄”的五絕，發發“怨而不怒”的牢騷而已。後者，如黃巢，就不一定咽下這口氣，“巢喜亂，即與群從八人，募眾得數千人以應（王）仙芝，轉寇河南十五州，眾逾數萬。”你不讓我當進士，那我就豁出一身剮，把你皇帝拉下馬。
這點革命精神，應該肯定。
宋朝的趙姓皇帝，在總結唐代失敗的經驗教訓後認為，一是削弱地方政府的實權，不讓他們成為唐代節度使，動不動帶部隊開到西安灞橋，要中央政府聽他的擺布。二就是擴大科舉取士的錄取麵，使知識分子得以成為政府一員的機會大大增加，免得他們心懷不滿，走向對立麵。雖然，這也並非良策，地方官手無兵權，難以抵禦邊敵，以致疆土日蹙；大量開科取士，政府冗員日多，隻好坐吃山空。但兩宋三百年間，特大規模的流寇現象，具有全局性的農民起義，倒也未曾發生過，說明這樣的綏靖政策，未必沒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