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城，是古人用來表達營建城市的概念。它的本意並非單指建造和建設城市，而且還包含著對城市的運籌規劃，相當於今天所說的城市規劃建設。在中國古代，凡是營城活動，首先涉及城的形製，也就是古城的形狀和結構。這對安身立命和驅凶避邪至關重要。從或方、或圓、或長的城池取形，到確定城池方位的偏正、規模大小和四周城牆長度，選擇城門數量、位置和甕城形式，以及城內各類建築布局、城外設施和城、郭之間的相鄰關係等，都得講規矩，論章法，嚴格遵循儒家倡導的禮治思想，承襲傳統的禮製文化。從這個意義上說，平遙古城同樣堪稱中國古城的典範。
到平遙觀光旅遊或者考察，一定要了解古城整體格局的內在特征，隻有從這裏切入，才能解讀它所代表的中國古城深邃的曆史文化。
關於平遙古城的形製，並沒有文字記載，在《平遙縣誌》裏僅有一幅縣城圖。這樣一來，給後人提供了任由思緒馳騁的想象空間。於是，生於斯，長於斯的平遙人世代口耳相傳，把這座賴以繁衍生息的古城叫做“龜城”。他們借助直覺產生的想象力，從被中國傳統文化奉為“四靈”的麟、鳳、龜、龍中獲得了靈感，於是更願意用龜的形狀和壽的內涵，表達對古城的傾心鍾愛，寄托對人生長久、歲歲平安的慰籍和企盼。
然而，傳說終歸是傳說。隻有揭開傳說的神秘麵紗，發掘隱匿在深層的古城內質，才能真正解構平遙古城形製，了解它所傳承的那些不為人知的禮製文化。
禮製文化在中國傳統曆史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何者為“禮”？如今辭典的釋義是在社會生活中需要大家共同遵守的禮式。而在儒家看來，“禮”是國家的典章製度。他們倡導禮治思想，是要通過製度，把那些國家認可的儀式化的行為固定下來，作為區別等級，維係人倫，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關係的標準規範，從而使社會變得有序。禮治的內容龐雜，涵蓋了一整套禮製、禮儀、禮器、禮樂、禮教、禮學等。其思想本質在於尊君抑臣，主張尊卑、貴賤、親疏有序，凡事都要循規蹈矩，不得逾越雷池半步。說到底，就是主張以“禮”為本，治國施政。曆史典籍《周禮》《儀禮》《禮記》便是禮治思想的代表作。這“三禮”構成了封建社會的典章核心。對於營建古城來說，則規定“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製，以民為極”（《周禮·天官家宰第一》）。雖然這裏的“建國”是指營建王城和都城，平遙古城不過屬於基層一級的政權治所，但也同樣承襲了這種規劃理念，突出了以“禮”為本的思想，講究方正、對稱、中軸、主次和等級關係。
《周禮》所謂“辨方正位，體國經野”，就是確定城池的方位，規劃古城的城區和城郊。古人認為城池方位怎樣確定，是關係一國一城長治久安的大事。隻有找準並端正了方位，前後左右的次序才能安定下來，達到“以禮治國”，天下太平。“辨方正位”包括確定城池朝向和城池取形。中國自東漢以後崇尚以北為上，麵南而尊，營建古城時大都選擇城池坐北朝南，沿著南北方向安排重要建築，順序拓展。古人營城，從來都是取法天象，講究天圓地方、天地人和，所以古城取形以方居多。平遙古城正是秉持了“辨方正位，體國經野”的理念，選定城池方位基本坐北朝南，隻不過結合城址的地勢和日照條件，略為偏東15度而已。城池形狀則一脈相承，幾乎也是方方正正。唯有古城的南城牆緊臨中都河而建，隨著起伏的地勢和蜿蜒西去的河道水形，才呈現出四折五波的彎曲走向。
這座千年古城在明代初期經過一次大規模的擴建，形成了現存的城池大小、街巷格局和建築風貌。由於元明之際禮製規範已經相當完善，因此平遙古城恪守禮製規範也就變得順理成章。它像所有都城、府城、州城一樣，在古城東西方向居中的位置，設定了一條南北向的中軸線，以求與天地間連接南北兩極的子午線遙相對應。這是一條看不見摸不著的軸線，作用在於營城者通過它，控製和布局各類重要建築的相互位置，猶如人的脊梁。人隻有通過脊梁支撐和脊梁內的中樞神經傳導，才能統攬按照生理機能有序排列著的五髒六腑。對於古城來說，城內所有的建築也都必須以中軸線作為基準，沿中軸線兩側，循“序”對稱排列，也就是儒家所倡導的“禮序”。這種體象天地和人格化的城池布局是古代先人的獨創，源於“天人合一”思想的支配，使人和天地、建築渾然一體，和諧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