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未名社就被封（7），幾個人還被捕。也許素園已經咯血，進了病院了罷，他不在內。但後來，被捕的釋放，未名社也啟封了，忽封忽啟，忽捕忽放，我至今還不明白這是怎麼的一個玩意。
我到廣州，是第二年--一九二七年的秋初，（8）仍舊陸續的接到他幾封信，是在西山病院裏，伏在枕頭上寫就的，因為醫生不允許他起坐。他措辭更明顯，思想也更清楚，更廣大了，但也更使我擔心他的病。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一本書，是布麵裝訂的素園翻譯的《外套》（9）。我一看明白，就打了一個寒噤：這明明是他送給我的一個紀念品，莫非他已經自覺了生命的期限了麼？
我不忍再翻閱這一本書，然而我沒有法。
我因此記起，素園的一個好朋友也咯過血，一天竟對著素園咯起來，他慌張失措，用了愛和憂急的聲音命令道："你不許再吐了！"我那時卻記起了伊孛生的《勃蘭特》（10）。他不是命令過去的人，從新起來，卻並無這神力，隻將自己埋在崩雪下麵的麼？……
我在空中看見了勃蘭特和素園，但是我沒有話。
一九二九年五月末，我最以為僥幸的是自己到西山病院去，和素園談了天。他為了日光浴，皮膚被曬得很黑了，精神卻並不萎頓。我們和幾個朋友都很高興。但我在高興中，又時時夾著悲哀：忽而想到他的愛人，已由他同意之後，和別人訂了婚；忽而想到他竟連紹介外國文學給中國的一點誌願，也怕難於達到；忽而想到他在這裏靜臥著，不知道他自以為是在等候痊愈，還是等候滅亡；忽而想到他為什麼要寄給我一本精裝的《外套》？……壁上還有一幅陀思妥也夫斯基（11）的大畫像。對於這先生，我是尊敬，佩服的，但我又恨他殘酷到了冷靜的文章。他布置了精神上的苦刑，一個個拉了不幸的人來，拷問給我們看。現在他用沉鬱的眼光，凝視著素園和他的臥榻，好像在告訴我：這也是可以收在作品裏的不幸的人。
自然，這不過是小不幸，但在素園個人，是相當的大的。
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晨五時半，素園終於病歿在北平同仁醫院裏了，一切計劃，一切希望，也同歸於盡。我所抱憾的是因為避禍，燒去了他的信劄，（12）我隻能將一本《外套》當作唯一的紀念，永遠放在自己的身邊。
自素園病歿之後，轉眼已是兩年了，這其間，對於他，文壇上並沒有人開口。這也不能算是稀罕的，他既非天才，也非豪傑，活的時候，既不過在默默中生存，死了之後，當然也隻好在默默中泯沒。但對於我們，卻是值得紀念的青年，因為他在默默中支持了未名社。
未名社現在是幾乎消滅了,那存在期,也並不長久。然而自素園經營以來,紹介了果戈理(NGogol),陀思妥也夫斯基(FDostoevsky),安特列夫(LAndreev),紹介了望藹覃(FvanEeden),紹介了愛倫堡（IEhrenburg)的《煙袋》和拉夫列涅夫(BLavrenev)的《四十一》。(13)還印行了《未名新集》(14),其中有叢蕪的《君山》,靜農的《地之子》和《建塔者》,我的《朝華夕拾》，在那時候，也都還算是相當可看的作品。事實不為輕薄陰險小兒留情，曾幾何年，他們就都已煙消火滅，然而未名社的譯作，在文苑裏卻至今沒有枯死的。
是的，但素園卻並非天才，也非豪傑，當然更不是高樓的尖頂，或名園的美花，然而他是樓下的一塊石材，園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國第一要他多。他不入於觀賞者的眼中，隻有建築者和栽植者，決不會將他置之度外。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擊和被冷落，一瞑之後，言行兩亡，於是無聊之徒，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又以賣錢，連死屍也成了他們的沽名獲利之具，這倒是值得悲哀的。現在我以這幾千字紀念我所熟識的素園，但願還沒有營私肥己的處所，此外也別無話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