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到了大川銀行。沒有到辦公時間，大門還關著。他又沒有膽量從側門進去。要是她還沒有回來呢？要是她拒絕見他，或者見到他不給他一個笑臉，不回答他一句溫和的話，他怎麼辦呢？他的笨拙的口舌能夠表達他的感情麼？他能夠使她了解他的苦衷、明白他的胸懷麼？他能夠說服她，感動她，使她滿意地跟著他回家去麼？他想著，他的決心動搖了，勇氣消失了。他遲疑著，不知道應該把腳朝前放或者向後移好。他在側門前立了兩三分鍾，終於垂著頭轉身走開了。
他已經走了十多步了，一陣高跟皮鞋的響聲使他抬起頭來，她就在他麵前，還是先前那一身裝束。她迎麵走來，認出了他，便停了腳。她驚訝地看他，動一下嘴，好象要說話，但是忽然把臉掉開，默默地走過去了。
“樹生，”他鼓起勇氣叫了一聲，他覺得自己的心跳得更厲害了。他等待她的表示。
她轉過頭來，帶著詫異的眼光看他，不作聲。他聲音顫抖地再叫一聲。她向他走來。
“什麼事？”她冷冷地問了一句，連她的眼光也是冷峻的。
“你可不可以給我一刻鍾的時間？我有話跟你談，”他埋著頭說，聲音還有點發顫。
“我要上辦公去，”她簡單地答道。
“我有點要緊事跟你談，”他紅著臉，象一個挨了罵以後的小孩似地說。
她軟化了，停了片刻，她低聲說：“那麼你五點鍾到行裏來找我。”
“好的，”他差不多要流淚地感激說。
她又看了他一眼。他望著她的背影在銀行的側門裏消失了。
他跟她不過分別了一天多，怎麼就顯得這樣生疏了？——他忽然有了這個疑問。他等著什麼人來給他一個回答。他等待著。他的腦子變得十分沉重，好象有一塊堅硬的東西放在那裏。一隻膀子迎麵撞過來，他的身子搖晃了兩下，他差一點跌倒在人行道上。他仿佛從深夢中醒過來一般，“哦，”他輕輕地叫出一聲。他連忙站定身子。人們在他的眼前來來去去，汽車和人力車帶著塵土狂奔。他想到：“我也應該去辦公。”他跨著大步走了。
他一路上還在想那個問題。走到公司門前，他忽然自語道：“都是我不好。今天下午我應該向她道歉。”
他回到樓上辦公桌前。周主任不在。另外兩個高級職員李秘書和校對科吳科長抽著香煙在談閑話。他們低聲在笑，斜著眼睛看他。他們一定在談他和他妻子的事情，他暗暗斷定道。他覺得臉在發燒，便把頭埋在校樣上麵，不敢看他們一眼。
他校的是一位名家的譯文。原作是傳記，譯文卻象佛經，不少古怪字眼，他抓不到一個明白的句子，他隻是機械地一個字一個字校對著。同事的笑聲愈來愈高，他的頭越埋越低，油墨的氣味強烈地刺戟他的鼻子，這聞慣了的氣味今天卻使他發惡心。但是他隻有忍耐著。
周主任來了。不知道為了什麼事，他非常不高興，剛坐下就罵起聽差來。一個同事去找他，談起加薪的問題，這樣說：目前這點薪金實在不夠維持生活，尤其是低級職員，苦得很。
“公家的事，這有什麼辦法？他們不在我這兒做事，也得吃飯啊！”主任生氣地高聲答道。
“那麼你一個錢也不給，不是更好嗎？”汪文宣在一邊暗暗罵道。“你年終一分紅，就是二三十萬，你哪管我們死活！要不是你這樣刻薄，樹生怎麼會跟我吵架？”可是他連鼻息也極力忍住，不敢發出一點聲音，怕周主任會注意到他心裏的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