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公司裏就隻有鍾老這麼一個朋友。鍾老死去以後，他失去了自己跟公司中間的聯係。現在可以說公司跟他完全沒有關係了。下班時他仔細地把自己的辦公桌收拾清楚。下樓出門時，他還在鍾老的座位前站了一會兒。他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後來走出大門，他又用古怪的眼光看了看門口，他覺得自己快要跟這個地方永別了。
事實上他第二天還來，第三天還來，第四天還來，一直到第六天他還來。
那天下午有幾個同事約好到鍾老的墓地去。他也參加。他們搭長途汽車去，也搭長途汽車回來。他們被人象裝沙丁魚似的塞在車子裏麵。他幾乎連站的地方也找不到，他不得不把左腳懸在空中。一路上車子顛簸得厲害，車裏悶熱，空氣壞，他心裏很不好過，差一點要在車上嘔吐了。
鍾老就葬在時疫醫院附近斜坡上的一塊小地方，墳上土已經幹了，還沒有長草，隻放了一個紙花圈，是用紅、白、綠三色土花紙紮成的。上款寫“又安先生千古”，下款寫“一中書局挽”。另外還有一個花圈綁在一個木架子上，高高地立在墓前，上款仍是“又安先生千古”，下款卻是“弟方永成敬挽”，這是主任送的，也是紙紮的花圈。來不及立碑，就讓這兩個沒有香味的花圈一立一躺地陪伴著和善的老人。
“公司就這樣辦喪事，也太簡陋了，一共花不了幾個錢，”一個同事說。
“這已經不容易了。要是周主任在這兒，恐怕連這樣也辦不到，”另一個同事說。
“其實想得開一點，人死了，再怎樣，也沒有意思。還不如生前待得好一點，”第三個同事插嘴說。
“對，我就是這個意思。公司對我們活著的人也不過如是，何況死人！”第二個說話的人接口說。
沒有人跟汪文宣講話。他們好象都在避開他。他一個人站在一個角裏，膽怯地望著他那個朋友的墳頭，好象他真害怕他們隨時都會把他趕走似的。
淚水使他的眼睛模糊了。他肺痛，喉痛，現在眼睛又痛。他揉眼睛，用力擦眼睛。怎麼花圈上寫著他的名字：文宣！他定了定神。他看錯了，那裏明明是“又安”兩個字。不，不是他看錯。他想到了另一個同樣的紙花圈，白紙條的上款的確寫著他的名字。他也會躺在這同樣的土堆下麵。陪伴他的也隻有這同樣的荒涼的環境。
同事們都走了，他們回到城裏去了。他們臨走時並不喚他一聲。他一個人立在墓前不時左右觀望，他好象不是在拜望一位朋友，他現在是來看他的簡陋的新居。
天空裏黑雲愈積愈厚，四周的景色逐漸陰暗，後來連他也覺察出來了。他不能再留下，便匆匆地趕到長途汽車站去。他並沒有跑，但是到了車站，他已經滿頭大汗，氣喘得沒有辦法。他隻等了半點多鍾就被人擠上了車子。在車上站了一點又二三十分鍾，才到了他住處的附近。本來汽車隻走四十多分鍾，這次因為半途遇雨，雨太大，車子在中途停了若幹時候。
他回到家就力竭地睡倒下來。從這時起他便沒有再去公司了。
他整天躺在床上，發著低熱，淌著汗，不停地哮喘。他講話的時候喉嚨呼盧呼盧地響。他的胸部、喉嚨都痛得厲害。但是他並不常常發出呻吟。他默默地忍受一切。他不讓小宣回家。在母親麵前他的話更少了，看見母親對他流淚時，他常常苦笑。
他完全斷了念。可是母親卻不肯放棄這個絕望的戰鬥。母親請了西醫來給他診病，西醫搖搖頭，表示他的病已經不是藥物所能治療的了。她隻得又向張伯情求助，張伯情曾經帶給她一線希望，可是現在連張伯情也覺得沒有治愈的把握了。
他的嗓音終於完全失去，現在他說話連自己也聽不見了。他第一次發現這種情形時，他傷心地哭了一場。這所謂哭也不過是眼淚暢流，哭出來他倒覺得心裏較為暢快。母親看見他在哭，過來問他為了什麼。他答不出聲，隻有張開嘴用手指指著喉嚨。她明白了他的痛苦。她沉默半天，才憐愛地說：
“宣，你不要難過。你是個好人……天應該有眼睛……”她的喉嚨暫時也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