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帝國主義國家以堅船利炮轟開中國大門之前，我們幾乎還不知道有這樣一種與我們迥異的人存在。他們與我們外貌不同，這讓我們產生了種種仇恨的聯想。我們視其為妖魔，用古老相傳抵禦妖魔的手段與之對抗。今日，我們難免會想，在當日的侵略者眼中，我們所采用的是否是一種巫術？以巫術對抗現代文明，難怪我們會一敗塗地，隻是當年，有多少誌士空耗了血淚？
痛定思痛，有識之士開始思考，使東西方的發展差距如此之大，其根本原因何在？答案就是理性精神。
西方的理性精神源自古希臘，古希臘哲學中所謂的“愛智慧”，即體現了對理性的推崇。理性精神在西方持續發展，雖有中世紀的低迷，但在文藝複興和啟蒙時代後衝破了種種精神鉗製，使西方爆發了真正意義上的思想革命。自此，人類對自身的理性產生了極大的信賴，人類理性代替上帝的意誌成為“萬物的尺度”。理性意識的高漲使人們重視現世人生價值，造就了自由進行創造的進取精神，使得西方無論在理論還是在實踐上，都踏上了健康蓬勃的發展道路。
與西方重視個人價值與實踐的理性精神相比，中國的傳統思想太過於“內求於心”。我們所強調的個人體驗與涵養缺乏思辨、超越、分析、實證，除了提升個人修養，為社會定製道德規範外，對社會實踐並不具有指導意義。
這種東方式的精神，使得17、18世紀，當西方世界在理性精神指導下蒸蒸日上時，中國卻陷入了柏楊先生所謂的“文化醬缸”之中，思想界是“一塌糊塗的汙泥”，看不到些微的光芒。而相應的，科學與文化也隻有承襲，難得創新。毋庸諱言，若無外力介入，強迫國人“睜眼看世界”，或許今日的中國，仍然以為自己處於不與外界通人煙的“桃花源”中呢！
回顧來路，感喟再三。為此，在《文思博要》首批十種獲得良好的反響之後，我們又擇取十種圖書：《理想國》《烏托邦》《人性論》《權利意誌》《菊花與刀》《人口原理》《藝術哲學》《寬容》《人類理解論》《倫理學》，彙為《文思博要》第二批，以饋讀者。這十種圖書為不同時代、不同文化領域的傑作，但都閃耀著西方理性精神的光芒。相信閱讀之後，讀者非但能在語言學習上更進一步，其思維的寬度與廣度也將會得到極大的拓展。
本尼迪克特·德·斯賓諾莎（Benedict de Spinoza），1632年11月24日生於阿姆斯特丹一個普通的猶太商人家庭，卒於1677年2月20日。斯賓諾莎青少年時期接受猶太教育，曾在猶太教會學校學習希伯來文、舊約和猶太典籍。畢業後受到人文主義思想的影響，開始研究布魯諾和笛卡爾的哲學，並逐漸懷疑和批評猶太教義。最終，猶太教會以思想異端的罪名革除了他的教籍。此後，他一直以磨製光學鏡片維持生計，使得自己的身體受到嚴重損害。但是，即使在如此艱難的生活條件下，他仍然堅持哲學研究，追求真理，他的思想也以通信的方式傳播到歐洲各地。正如德國哲學家文德爾班在紀念斯賓諾莎時曾經評價的那樣：“為真理而死難，為真理而生更難。”斯賓諾莎就是在不懈地追求真理的過程中，走完了雖然貧困卻極其豐富的一生的。
斯賓諾莎生前僅出版過兩部著作，一部是以他的真實姓名發表的《笛卡爾哲學原理》，另外一部則是匿名出版的《神學政治論》。在斯賓諾莎死後不久，他的友人以《遺著》為名發表了他的著作集。他的主要著作除以上所述之外，還包括《神、人及其幸福簡論》、《希伯來語法》、《政治論》等。就其基本思想而言，斯賓諾莎詳盡地探討了其時代哲學所關注的各種問題，其中包括實體、屬性和樣式的學說，唯理論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無神論，政治學說和倫理學等。在所有這些方麵，他都為人類認識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作出了積極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