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於“九一八”事變後的兩個月，這就注定了我有一個苦難的童年。
“七七”事變，蘆溝橋的炮聲我至今記憶猶新。宋哲元將軍率領的二十九路軍奮起抗戰，揭開了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的曆史一頁。這時我不滿6歲，由於父母都是教育工作者，我5歲就上學了，是著名的師大附小一年級學生。從此，我便用一個小學生的眼睛來看這場侵略和反侵略的戰爭，用一個天真孩子的心，來感受和銘記民族的苦難和覺醒。
我家住在北京（當時叫北平）西城小沙果胡同的一座四合院裏。大人們在窗玻璃上貼了許多牛皮紙條，是預防炮彈震碎了的玻璃傷人。再就是大夏天的也掛上了棉門簾兒，說是可以擋住子彈和炸彈的碎片。除此之外就再沒有別的什麼防護措施了。
深夜，我被爸爸的親吻弄醒了。他隻對我說了一句：“乖，聽媽媽的話！”然後他又親吻熟睡的弟弟。媽媽不準我起床，就悄悄地送走了爸爸。
第二天我在胡同口看見了過傷兵，許多市民幫著抬擔架，還有上前攙扶的，送茶水、送雞蛋的。聽鄰居家的大人們說，醫院裏住滿了傷兵。
不久，日本兵進了城。此時正值暑假，不上學，媽媽也不準我和弟弟出門。
秋後複課，校門口掛上了日本鬼子的膏藥旗，進出校門，還要強迫我們給它鞠躬。不久，來了幾個日本教師和一些日本學生，增加了日語課，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各個班級的中國孩子都必須學日語。
我媽媽是第三十八小學的校長，那裏的情況也是如此，她非常氣憤，毅然辭職。媽媽含著眼淚對我說：“不要去上學啦！就在家裏，媽自己教你。”
我家人口不多，住的是獨門獨院。爸爸去南方以後，二舅一家人也從河北省農村逃進北京城來避難，跟我們住在一起。聽二舅說，鬼子兵在農村燒殺掠奪，無惡不作，把青年婦女抓到場院，扒光衣服，當眾輪奸，農村已是人間地獄。相比之下，日寇在北京城裏還收斂一些，裝出另一副麵孔，講什麼“日中親善，同文同種”，進行奴化教育和文化侵略。
晚上，二舅插上院門、房門，媽媽偷著打開收音機，收聽武漢電台的廣播。好在院子裏都是親戚，不會走露風聲。媽媽是天津女子師範專科學校的畢業生，這在當時已經是學曆很高的新女性了。她性格開朗，熱情、要強，常常把我從被窩裏拽起來聽廣播，雖然許多事我聽不懂，但媽媽的意圖是讓我學唱《義勇軍進行曲》，每次廣播當中，都要反複播唱這首號召力極強的抗戰歌曲。媽媽還把歌詞記錄下來，教我背誦和默寫，“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她還給我講戚繼光抗擊倭寇和甲午海戰的故事，講著講著就流下了眼淚。
1937年冬天，二舅把我們送到了天津的英租界，這是逃離淪陷區的第一步。不久，媽媽就帶著我和弟弟搭乘招商局的輪船，經過青島、上海、廈門、汕頭、到達香港。一路上媽媽很興奮，叫我給別的乘客唱《義勇軍進行曲》。每到一地，她都帶我上岸去看看，給我講這些城市和省份的特產，結論都是“中國地大物博，中國不會亡！”這是我第一次聆聽地理課，印象極深，而且養成習慣，在逃難的過程中，父母常常結合當地的情形講曆史地理故事，這樣的愛國主義教育，真是沒齒難忘啊。
在香港，我們舉目無親。媽媽這年隻有29歲，帶著兩個幼兒，白天外出打工，晚上回來堅持教我學習二年級的功課。待我和弟弟上床以後，她還要寫幾封信，寄給內地的親友，到處托人尋找我的父親。
我父親是大學教授，此時已參加抗日工作，在張治中將軍任校長的一所抗日幹部學校當教育課長。他終於趕來香港，剛把我們接到廣州，就遇上了大轟炸。我們住在愛群旅館（現在的人民大廈），這座13層的樓房是當年廣州最高的建築物，由於懸掛美國星條旗，日寇的飛機不敢炸它。這是我第一次看見轟炸的慘象：敵機飛得很矮，在市區肆無忌憚地輪番投彈，民房起火，濃煙蔽日，許多百姓扶老攜幼，跑到愛群旅館的四周躲避。
爸爸說：“沒有高射炮，連高射機關槍也沒有，敵機就更猖狂啦！”
我們趕緊逃離廣州，來到父親供職的長沙。後來聽大人們說，就在1938年冬天，武漢、廣州相繼失守。因而長沙一度成為抗戰的中心城市。
我染上了肺結核病，被送進湘雅醫院，男女醫生都是美國人，會說中國話，待我很好。他們同情中國，說：“日本鬼子是法西斯蒂，妄想並吞中國，好比蛇吞象！”因此，我從小就對美國醫生懷有好感。
病還沒好，就趕上了震驚中外的“長沙大火”。若幹年後，我長大了，才知道是國民黨官員驚慌失措，嶽陽失守，日軍過了新檣河，誤傳過了撈刀河--此河就在長沙郊外，三國時期，關公大戰黃忠，青龍偃月刀掉入河裏，周倉曾經下河撈刀，因而得名--便下令在城內四處放火，把這座古城燒毀了十之七八！當時，父母傖惶地把我接出醫院，沒有回家，就沿著湘江岸邊往城外逃難，回頭一看，大火已經燒紅了半邊天，把滾滾的湘江水都染成了血紅顏色。
這次又是媽媽帶著我和弟弟逃難到了桂林。父親公職在身，隨學校撤退到湘西山區去了。
桂林是當時的文化名城，很多愛國的文化名人，大體上都是沿著平津--武漢--長沙，或京滬--香港--廣州，這樣的兩條線路彙集到桂林來。“桂林山水甲天下”，可惜，那清澈的漓江，奇麗的峰林，沿江的鳳尾竹，鮮豔的夾竹桃，在難民的眼睛裏並不好看。敵機常來空襲，我們天天跑警報，躲進七星岩的山洞裏。這個溶洞很大，如今是著名的旅遊景點，每天接待幾千位中外遊客。當年這個洞裏常常躲進一兩萬難民，燈光昏暗，空氣汙濁，席地而坐，擁擠不堪，還有病人和死屍從我們頭上抬出去。那些千姿百態的石花、石筍、鍾乳石，在我們眼裏恰似死難同胞的嶙峋白骨。
在一次大規模的狂轟濫炸之後，桂林城裏住不下去了，媽媽帶著我和弟弟搬到郊外陽朔，投靠早一些逃到這裏來的五姨媽。五姨是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生，姨夫是東京帝國大學教育係畢業的，由於日寇發動侵華戰爭，他們毅然回國，從事教育工作。姨夫是河北省一所師範學校的校長，他愛書如命，帶著十萬冊圖書南遷，想在大後方繼續辦學校。他的理想是“教育救國”。不久，他回到湖南省的冷水灘，去籌辦一所培養鐵路員工子弟的扶輪中學。
母親帶著我們兩個孩子又輾轉來到了貴陽。現在回想起來，母親十分艱難，我的肺病還沒好，當年也沒有特效藥，隻能增加營養和吃魚肝油，我不知道她從那裏買得到魚肝油？弟弟隻有6歲，幫不了任何忙，還很調皮。再就是經常帶著我們跑到城外躲警報，一躲就是一整天，在大樹下、田坎上教我倆讀書。她失業了，我見過她用工正的毛筆字寫下一張借據，向我父親的朋友汪德亮先生借貸“貳佰圓”生活費，借款者是我父母二人的名字。我不知道那筆錢是不是銀元？我也從沒見過這位汪叔叔。但我明白，在那兵慌馬亂的歲月，肯借錢給我們的汪叔叔一定是個好人，是我父親的好朋友。在貴陽的一年，生活十分艱苦。作為母親，她堅持每天給我和弟弟講課，不讓孩子荒廢學業。作為妻子，她盼望著一家團聚，不肯遠離丈夫，不去重慶、昆明，這次到貴陽，也是為了離湘西近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