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父親已經離開了湘西，他那個學校搬到了湘東南的耒陽縣農村。那時候交通、郵政都很混亂，再加上雙方地址經常變換，自從長沙大火之後，母親不知寫了多少封信，還是與父親失掉了聯係。
日寇同樣轟炸貴陽。一次被稱為“貴陽大轟炸”的慘案，也讓我們趕上了。法西斯的野蠻殘酷，不僅僅表現在華北製造“無人區”，在東北用人體作細菌試驗，在南京大屠殺，也對我後方城市的平民百姓進行滅絕人性的狂轟濫炸。這次就出動數十架飛機，把貴陽市中心人口密集的商業區“大十字”、“小十字”炸成了血肉橫飛的一片火海、一片廢墟。這年我8歲了，親眼所見的慘案，永遠不會忘記，刻骨銘心。什麼是法西斯侵略戰爭？什麼是“弱肉強食”？中華民族為什麼要發憤圖強？以及我的父輩為什麼獻身“教育救國”、“科技救國”？這些大道理，8歲的孩子不該懂，也不會懂，但那嚴酷的現實已經在我幼小的心靈裏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播下了覺醒的種子，作為“九一八”事變的同齡人，愛國主義思想將決定我的一生。
1940年，我們一家四口在耒陽縣小水鋪農村團圓了。這是我童年第一次獲得的相對穩定的讀書時期，長達3年。母親這人太要強，她給我製訂的讀書計劃是：5歲上小學，10歲上中學，16歲上大學，20歲大學畢業就去美國留學深造。且不要指責一位小學校長對自己兒子的希望，還是可憐天下父母心吧，就在輾轉逃難、跑警報的路上，就在七星岩的溶洞裏，媽媽也沒有停止過給我補習功課。現在我8歲多了，該上幾年級呢？爸爸叫我按部就班地上二年級，媽媽急了，說：“這幾年你沒管孩子，現在也不準你管！”她逼我插班，其實是跳班上了五年級--否則10歲怎麼能上中學呢！
小水鋪有一所精忠小學，多數教師來自北方和長沙。原來長沙大火之後，日寇由於兵力不足，沒有侵占長沙，湖南省政府倒是遷到耒陽來了，縣城太小，許多機關、學校便駐在農村。精忠小學的校名也是現改的，取義“精忠報國”，禮堂的粉牆上也摩寫著嶽飛的題詞“還我河山”。小鎮上還有“抗戰到底”和“好鐵才打釘，好男才當兵”的標語，同讎敵愾，全民抗日的氣氛濃厚。
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這裏有過一次空戰，前來轟炸耒陽的日本飛機受到美國空軍的截擊，把炸彈胡亂扔到河裏，傖惶逃躥，還被擊落一架，掉在了小水鋪附近。我們親眼看見了這場空戰，高興的心情真是無法言狀。大家從四麵八方圍過去抓飛賊，那個駕駛員已經摔死了。人們從他身上找到了“千家針”和“護身符”，都罵這東西“管屁用！”“該死一百回！”
這架“零式”飛機沒著火，人們出於痛恨，動手把它撕碎了--真的是撕，原來飛機除了骨架和發動機等是金屬的，外殼都是膠合板，又粘了一層塗著銀灰色油漆的尼龍布。我也撕了一片尼龍布，拿回家，引出父親的許多話來，他說，擊落敵機的是同盟國美軍的“飛虎隊”。從“零式”飛機的膠合板、尼龍布上可以看出，日寇的國力衰竭，咱們抗戰勝利的日子快到了！
剛從淪陷區逃出來的表哥也說，鬼子兵在河北省農村挨家挨戶搜繳銅器，銅盆、銅壺、銅鑼、銅鎖，連包箱子角的銅皮都不放過，可見他國內已經沒有製造槍炮彈藥的原材料了。
敵機上的膠合板、尼龍布，一時間成為人們見麵就談的笑料，也是日寇已經走上窮途末路的證據。後來，1950年，我在解放軍部隊也聽到一位日籍軍醫說，1943年秋後，東京各個商店的貨架子全都空空如也，市民們在挨餓，就到大街上去排隊買一種假咖啡喝，這是用少許紅小豆，炒胡了之後煮出來的大鍋湯，放些糖精，毫無營養，一人隻賣給一碗，即使這樣，有些人喝完之後還到隊尾去排第二碗。可見這場侵略戰爭也給日本人民帶來了痛苦和災難。
遵照母親的願望，我真的在十歲半的時候考上了湖南省立第二中學，離家到耒陽縣城去住校。學校的夥食很差，糙米飯，沒有菜，頓頓都是粗鹽粒兒炒幹辣椒，吃得我常流鼻血。我年齡小，睡上鋪，夜裏滾下來，左臂骨折。這一次爸爸擺出了家長的威嚴，決定讓我休學回家，在小水鋪的村野山林玩了一年。這一年對我的發育很重要，不但養好了傷，還學會了爬樹、遊泳，個子也躥高半頭。
第二次上初中一年級，已經是1943年秋天了。爸爸此時在湖南省立師範專科學校當校長，很忙。媽媽怕我自己住校再出事兒，就帶著我和弟弟搬家到冷水灘，她在五姨夫任校長的扶輪中學教書，我上中學，弟弟上扶輪小學。
1944年初夏，日寇瘋狂進攻湘桂，長沙、株洲、衡陽、耒陽相繼失守，戰局急轉直下。這是有特殊原因的：珍珠港事件之後，美國海軍已恢複元氣，切斷了太平洋日軍的海上通道，即將進攻日本列島。陷在東南亞和印度的日本軍團與本土失去聯絡。侵華日軍急於打通粵漢鐵路，開辟第一條陸上通道；打通湘桂和黔桂鐵路，妄想經過貴陽、昆明，開辟聯接緬甸的第二條陸上通道，把東南亞和印度的日軍撤回去守衛其本土。這是日本帝國主義垂死前瘋狂的一跳。卻造成了人類戰爭史和難民遷徙史上空前規模和極其悲壯“湘桂大撤退”！數以百萬計的難民，扶老攜幼，挑擔背筐，從廣東、河南、湖南、廣西，沿著湘桂和黔桂鐵路，綿延千裏，向雲貴川“大後方”緩慢遷徙。
這次我們是全家一起逃難了。父親從耒陽趕到冷水灘，與五姨一家會合，搭乘扶輪中學裝運圖書的悶罐車廂，經桂林到了柳州。柳州是黔桂鐵路的起點，我們的列車被甩進道岔子，等待重新“組列”，才能向貴州進發。誰知道這一等就是3個多月。
當時的黔桂鐵路尚未全線完工，隻通到貴州省的獨山。而且，除淪陷區外，我國能夠撤退出來的列車全都擁塞到這條僅存的400公裏鐵路線上來了。柳州車站所有的岔道全都停滿了列車，就像一筐螃蟹，互相鉗住了腿腳，再高明的調度也撕擼不開。
柳州變成了悲慘的難民城。難民的破爛帳篷塞滿街道，又將市區層層包圍，人數遠遠超過當地居民。政府官員已經“遣散”，沒有警察，沒有公共交通，停水停電，餓殍遍地，無人掩埋，豺狗紅眼，烏鴉翻飛，蚊蠅肆虐，瘟疫流行……1944年夏秋之交，我所看到的柳州，是一座八不管的死城，臭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