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別笑話，我曾經羨慕過蝸牛--生來就背著一間房，而且它的子女每人都有一間房。自然造化呀。我曾參軍10年，最初每月有3500元津貼費，您別不信，那是舊幣，相當現在的三毛五。不掙錢，衣食住行也不發愁，朱總司令說我們過的是“軍事共產主義”生活。可惜，由於“反右”，我和妻子被部隊“複員處理”回到北京，寄居姨母家一間6平方米的門房，我28歲就失業了，窮而為文，賣文糊口。更槽糕的是我家大妞此時闖入人寰。沒桌子，我趴在床邊寫作，稿紙被她尿濕，成為“騷文”，拿去發表，對不起讀者呀。詩歌、小說、劇本，我什麼都敢寫，無師自通，動力就是大妞兒缺奶的哭聲。
我急啦，給彭真市長寫信請求工作。還真靈，一個星期就有批複，我到農機研究所去當了秘書。當年沒有計劃生育，一不留神，又添了個二妞。光彩胡同9號的房東是戰友，他發了善心，勻出一間14平米的東廂房給我住，實在感激。可是此房年久失修，泥頂無瓦，八處漏雨，大雨大漏，小雨小漏，用盆盆罐罐接著，叮叮咚咚如音樂。一個星期日，我在家給局長趕寫講話稿，他星期一要用，大概是不放心，居然親臨寒舍催取。外麵雨過天晴，屋裏還在滴噠，我戴著大草帽俯案疾書，隻剩個尾巴了，請局長大人稍坐片刻。我女兒趕緊撐起一把雨傘站在他身邊，以免屋頂的泥湯滴到局長白襯衣上，那可是很難洗掉的。半個小時，局長一句話也沒說，拿到講稿坐上小汽車就走了。為表示不滿，我把這事寫成小說，由《北京文學》發表，還特意奉送一本給局長。若幹年後他才對我說，“你住房條件那麼差，我看著也心酸。可是‘文革’期間不蓋宿舍，我沒有房子分給職工，也不能空口許願。”是啊，當時的副總理陳永貴就提出了響亮的口號“先治坡，後治窩”嘛。市革委會主任謝富治也反複組織我們到農村參觀王國福同誌全家七口人擠住的“長工屋”。還想要房嗎？那就請你學習王國福。
粉碎“四人幫”，大家時來運轉，我可以當作家了，兩個女兒考大學，妻子進修醫師，晚上趴在同一張飯桌上寫字，各霸一方，四條胳膊打架，熱火朝天。女孩子總要洗洗涮涮，共居鬥室，諸多不便。晚飯後大妞說，“爸，您也不遛個彎兒？”我自然明白，立刻出去散步半小時，剛要回家，二妞又在屋裏嚷，“咱家沒著火！您急什麼呀？”是，不急，接茬散步吧。妻子也常歎氣，“唉，咱們家呀，老的不老，小的不小！”真沒料到這間東廂房我們一氣兒住了22年。
其實，住房困難者何止我一人。著名作家蕭軍、駱賓基、王蒙……也是在走廊、陽台乃至儲藏室裏寫作的。我曾公開放話：有房就是娘，誰肯提供一房一桌一凳，我就為誰寫字。於是住遍了北京、上海、廣州、成都、長沙幾家電影廠的招待所。從元旦前到春節後，這仨月我總是住到外邊，曰之躲年，避免應酬，集中時間寫劇本，報效房東，4年他們拍攝了我的7部影片，兩廂情願。
敬愛的鄧小平同誌在全國科學大會上說，他願當“後勤部長”，大力改善知識分子的工作生活條件，解除大家的後顧之憂。這話令人深深感動。雖然我清楚地知道，住房是個積累多年的老大難問題，個人不能著急，但是總算有了盼頭。1983年文聯組織作家討論“異化”和“人道主義”，要求每人必須發言。我隻好說，“孩子養大了變成狼，就是異化吧？人道主義太寬泛，不過，誰要是到我家去看看，至少可以明白什麼是不人道。”文聯黨組書記陳模同誌當天就到我家看了一趟，立即決定分給我一套小單元樓房，28平方米，居住麵積陡然擴大一倍。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買來一張書桌，還給親朋好友發了幾份電報，絕對真實的電文如下：趙大年52歲進人了有桌階級。
改革開放新時期，經濟起飛，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先一步富裕起來的沿海地區，農舍小洋樓如雨後春筍般地興建起來。說實話，我對住房很敏感，每次外出采訪，都留心觀察民居。當我初次看到深圳的漁民新村（鄧小平同誌也來看過，還表揚了他們），上海馬陸，山東牟平，浙江蕭山，江蘇張家港和新壩，京郊大稿村和韓村河這些寬敞漂亮的農舍小洋樓，真比自己住上新房還高興啊。因為這是一個農業大國開始富強的標誌。“小康不小康，關鍵看住房”，這句新農諺也許並不全麵，卻很實在。而中國人民在短短的20年裏基本達到小康水平，也是人類曆史上的一個奇跡呀！城市裏拆舊房建新房，困難多一些。國家大力興建宿舍，居民樓也成群成片拔地而起，我們都是受益者。文聯又兩次給我調整住房，現在是3口人住3室1廳，還有廚房、衛生間、儲藏室、陽台，天然氣、暖氣、空調、熱水。許多文友圖個清靜，在郊區買了農舍或別墅，自己開車常來常往，真是換了人間。“安居樂業不可分，妄分甲乙近愚庸”，這是我被迫“學習王國福”的心得，當時隻能悄悄寫進日記裏，現在可以公開了，因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千年夢想正在變成現實。